当然了,按照惯例,正常的正旦朝会仪轨是这样的,不过这一次并不正常。
朝会刚一开始,正当监国领议政沈器远带领仁政殿内外文武百官口称颂词,一起参拜国主李德仁的时候,跪在其身后不远处的左议政李时白、吏曹判书李景奭、礼曹判书郑百昌、司谏院大司谏李时昉骤起发难。
左议政李时白从袖中突然抽出一根长约两尺、宽约三寸的象牙笏板,朝着沈器远的头部猛击。
紧随其后的吏曹判书李景奭、大司谏李时昉,更是一起朝沈器远扑过去,试图将其摁在地上。
而在所有这些人的身后,礼曹判书郑百昌更是趁着仁政殿中惊呼连连造成的混乱,直接从身前准备献礼的盒子里取出一把一尺多长闪着寒光的匕首,站起来快步过去,朝着沈器远的胁下猛刺过去。
如果沈器远没有防备,那么这一次他必死无疑。
但是在这次入宫之前,他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红色的外罩朝服下面早已穿戴了两层铁甲,一层是紧贴中衣的锁子甲,一层是披在锁子甲外面的嵌着精钢锻片的厚实棉甲。
除了李时白的象牙笏板一下子将沈器远打得有点头晕眼花之外,真正准备一击致命的郑百昌的匕首,却没能一举刺穿沈器远身上的棉甲。
等到郑百昌收回匕首,卯足了劲准备第二次猛刺过去的时候,混乱的仁政殿中突然爆出了“砰”的一声闷响。
再然后又是“砰”“砰”“砰”连着三声闷响。
很快,混乱的大殿之中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手持匕首的郑百昌艰难转身,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站在其身后举着一支短管火铳的沈器成,最后颓然仆倒在地,而其后心处正汩汩冒血。
与此相应的是,仁政殿中还没来得及动手的密谋人员也惊恐的发现,一开始骤起发难并几乎得手的李时白,也已经手捂着腹部倒在地上。
同样倒在地上的,还有先前扑上去准备制服沈器远的另外两个参与密谋大臣,远支宗室出身的吏曹判书李景奭,还有左议政李时白的弟弟司谏院大司谏李时昉。
他们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倒在了沈器远、房元震、柳林、沈器成、沈器周他们人手一支的短管火铳之下。
虽然那些参与密谋的大臣们都知道,这种短管火铳只能打一发,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第二次的装填,但是沈器远及其同党大员只是打响了四支,在明面上至少还有一支火铳并未击发。
至于暗地里还有多少支,那就更难说了。
就是这一支握在沈器周手里还没击发的短管火铳,成为了足以威慑全场的神兵利器。
那些参与了密谋但却一时没有来得及发动的议政府和六曹大员,这时立刻站了出来,开始互相揭发对方企图发动政变。
一场秘密筹划了半年之久的昌德宫政变,就这样快速破产了。
随后,权知朝鲜国事的国主李德仁被软禁在仁政殿内,本来是针对沈器远和沈党大员的政变,也被快速定性为意图刺杀国主李德仁的谋逆案。
在国主李德仁的背书之下,左议政李时白、司谏院大司谏李时昉,礼曹判书郑百昌,吏曹判书李景奭,以谋大逆定罪,定为主犯,判满门抄斩。
司宪府大司宪赵翼、承政院都承旨尹善道等人,暂时被定为了从犯,最后怎么处置,则要看他们怎么配合供述了。
当然了,如果事情渐渐到此为止,那么也用不着杨振非得在大过年的时候亲率一支人马赶赴平壌,甚至赶赴汉阳城了。
在杨振接到的两份有关此事的情报里面,除了详细报告了发生在汉阳城昌德宫内的这场政变以外,还报告了昌德宫政变发生第二天京畿道以外其他地区接连发生的几件大事。
庆尚道留守赵琦与尚州府尹金址等道、府官员士绅,纠集人马杀死沈器远任命的庆尚道观察使黄道明,以拨乱反正、攘外除奸为名,传檄遥尊李倧第四子崇善君李澂为王,号召各地起兵讨伐沈器远把持的怀恩君汉阳小朝廷。
江原道、忠清道官员士绅群起响应。
江原道留守边士济与原州府尹赵复阳、兵马使赵仁弼等官员各出家兵,联手击杀沈器远任命的江原道观察使沈演、江原道都巡安使徐元履,遥尊李倧第四子崇善君李澂为王,占据原州城举兵反叛。
忠清道留守亓镇兴与忠州府尹李彦标、忠州防御使李馨长,举兵杀死忠清道新任观察使沈党骨干金应海和新任忠清道按廉使金崇文,共尊李倧第四子崇善君李澂为王,占据忠州,举兵反叛。
有所不同的是,在全罗道首府全州率众杀死沈党官员举兵反沈的全罗道留守郑太和等道、府、州使官员们,却是推举了李倧的侄子,也即在全州安置的绫原大君李俌的长子灵丰君李湜,为监国,然后传檄四方,号召共同起兵讨伐沈器远。
也就是说,崇祯十七年新年伊始,光是半岛汉江以南的弹丸之地上面,就同时出现了两个王和两个监国。
面对这种突发的极端复杂的局面,不仅是身在汉阳城的沈器远,还是身在平壌城的张臣,都觉得事情有点开始失控了。
仅凭沈器远和沈党自身的实力,稳住汉阳城和京畿道的局面,绰绰有余,可是要想分兵南下,去剿灭发生在江原道、忠清道、庆尚道,还有全罗道的叛乱,那就很难了。
因为,他们一旦从汉阳城和京畿道抽调大批可靠的人马南下平乱,那么对沈氏兄弟和沈党来说最为重要的汉阳城和京畿道,恐怕就没那么稳了,会发生什么,属实不好说。
所以,以沈器远为首的沈党骨干们左思右想之下,只能立刻向平壌方面报信,并通过平壤方面向杨振紧急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