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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彦博虞国公（第1页）

我名温彦博，字大临，并州祁县人。大唐之时，我先后受封西河郡公、虞国公，历任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御史大夫、中书令、尚书右仆射。世人知晓我，多称虞恭公。我是温大雅的二弟，三弟为温大有，世人唤我们兄弟三人为“三温”。兄长追随唐高祖于太原幕府，掌开国文书；而我半生辗转北地，困于突厥囚帐，后入贞观中枢，执掌机要，在朝堂之上论边疆、议国策，为大唐安定四夷，耗尽心血。

我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温君悠，曾为北齐文林馆学士，隋泗州司马。家中满架典籍，自年少起，我便与兄长大雅、三弟大有一同苦读经史。兄长沉稳内敛，长于笔札记录；我天性善辩，熟读四方风物，但凡经史策论，与人辩论，总能条理分明。当年隋朝名士薛道衡到访我家，见过我们三兄弟读书论道，感慨温氏三子皆有卿相之才。那时隋室尚在鼎盛，我最初入仕，由秦王杨俊举荐，授文林郎，直内史省，后迁通直谒者。在内史省供职，日日接触朝廷诏命文书，熟悉朝堂典章、四方奏章，这一段经历，为我日后执掌中书埋下根基。

可盛世只是表象。隋炀帝登基之后，大兴土木，连年远征高句丽，天下百姓疲于徭役，各地盗寇蜂起，隋王朝根基一点点崩塌。眼见朝政崩坏，我没有跟随兄长归隐祁县，而是去往北方幽州，担任幽州总管罗艺麾下司马。幽州地处北境，毗邻突厥，是隋室北方重镇。罗艺手握幽州兵马，镇守一方。大业末年，天下大乱，中原战火连绵，各路义军互相攻伐。我身在幽州，目睹生灵涂炭，反复思量天下大势，力劝罗艺举国归唐。我对罗艺言道，李渊太原起兵，心怀安民之志，关中地势险要，必能平定四海，固守幽州一隅，终究难以长久。罗艺采纳我的建议，于武德元年，举幽州全境归附大唐。这一桩大事，我是主要谋划之人。

归唐之后，我授幽州总管府长史，封西河郡公。不久朝廷征召我入长安，拜中书舍人，再迁中书侍郎，掌管朝廷诏令。武德年间，高丽遣使入贡，高祖与群臣商议，打算不接受高丽朝贡，不把它当作藩属之国。满朝大臣大多附和，唯有我站出来直言进谏。我向高祖陈述，辽东本是上古箕子之国，汉代玄菟郡，若不令其北面称臣，四方蛮夷便会观望，不再尊奉大唐。高祖听完我的论述，最终采纳我的意见，接纳高丽贡使，维系边疆朝贡秩序。那时我身居中书省，草拟诏敕，应对四方使臣，凡域外风俗、山川形势，问起之时，我皆能从容应答。

武德八年，突厥大举南下入侵，朝廷派遣大军抵御，我担任并州道行军长史，随军出征。这场战事，唐军失利，我兵败被俘。突厥颉利可汗知晓我是大唐中书侍郎，身居要职，便逼迫我吐露大唐国内兵马粮草、朝廷虚实。面对威逼利诱，我宁死不肯泄露分毫机密。颉利可汗大怒，将我囚禁于苦寒之地，百般折磨。塞外之地，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漫漫数年，我困于突厥营帐之中。我身在北虏，心念长安，一边保全性命守住机密，一边暗中观察突厥内部的派系矛盾、部族强弱。这段囚居岁月，受尽苦楚，却也让我看透突厥的风俗、军政与人心，为日后大唐处理突厥事务积累了旁人难有的见识。

直至贞观四年，李靖大破突厥，颉利可汗被俘，北境平定，我才得以从塞外归还长安。太宗感念我身陷敌营多年，坚守气节，没有辱没大唐使臣与朝臣的风骨，任命我为雍州治中，不久检校吏部侍郎。吏部掌天下官吏选拔，我有心整顿吏治，裁汰庸劣官吏，严格甄别士类。只是法度严苛，诉讼文书堆积满庭，不少官吏怨我过于繁琐苛细，朝堂之上非议渐起。我知晓其中难处，选拔官吏本就难以面面俱到，后来朝廷调我重回中书省，再度担任中书侍郎，又升任御史大夫，依旧参预中枢大政。

不久，我升任中书令，晋封虞国公，位列宰相。恰逢突厥降众十余万迁入塞内，朝堂之上爆发一场激烈争论。以魏征为首的大臣认为，突厥乃是异族，不可安置于中原腹地，应当遣返塞外，使其居于故土，避免日后滋生祸乱。而我独持异议，上书陈述安边之策。我援引汉代安置匈奴降人的旧例，主张将突厥降众安置在河南之地，保留他们原本的部族习俗，教以礼法，选拔部族首领担任官职。我认为，夷狄之人同样有本心，以德安抚，不必猜忌驱逐。若将降人尽数驱回塞外，有伤大唐怀柔的道义。太宗反复权衡，最终采纳我的主张，接纳突厥降户内迁。这一场朝堂大辩论，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政见，后世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说我引胡入内，埋下隐患；可在我看来，乱世初定，天下需要休养生息，安抚边疆部族，减少连年杀伐，才是贞观安定之本。

我担任中书令之时，执掌中枢机密，深知帝王诏命、军国谋划不可外泄。为保守朝廷秘密，我谢绝一切私人宾客往来，不私结朋党，不接纳私下请托。家中没有专门会客的厅堂，屋舍简陋，甚至没有像样的正寝。太宗听闻我家境清贫，特意下诏，令官府为我修建屋舍。我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却始终清廉自持，不购置田产，不为子弟谋求私利。每日在朝堂之上，但凡宣读诏命，应答帝王问询，陈述四方事宜，声音清朗，条理清晰。太宗常常称赞我，通晓万国风土，善于辞令。

贞观十年，我迁尚书右仆射，依旧是当朝宰相。尚书右仆射总理尚书省庶务，天下户籍、财赋、刑狱、工程，皆归尚书省统管。政务繁杂如山，我白日朝堂议事，处理百官奏章，夜里回到简陋居所，依旧伏案审阅文书，思虑边疆安危、民生利弊。长年殚精竭虑，日夜劳心，损耗身体根基。我心中明白，中枢重任，一丝一毫都不可懈怠。贞观一朝，君臣共治，太宗虚心纳谏，朝堂名臣云集，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魏征直言敢谏。我身处其间，不和大臣争名，遇事只论是非，为国谋划。我也曾奉命查验魏征被人诬告一案，秉公核查，查明诬告不实，如实回禀太宗。

只是多年苦熬，塞外囚禁留下的旧伤，叠加中枢无休止的操劳，我的身体日渐衰败。贞观十一年，我重病不起。弥留之际，太宗数次派人探望，问询病情。我卧于病榻之上，心中挂念的依旧是北疆安定，以及官吏选拔之事。我留下遗言，下葬之时，薄葬简殓，不用金玉陪葬，只以平常衣物入棺，不耗费国家财力。我一生为国，不愿身后铺张，劳烦百姓。

温彦博卒于贞观十一年，终年六十四岁。太宗听闻死讯，为之恸哭，下诏追赠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谥号为恭，陪葬昭陵。谥号“恭”，是对我一生谨慎奉公的定论。我一生著作，有《温彦博集》二十卷，流传于世。

回望我的一生，与兄长温大雅，人生道路截然不同。兄长留守后方，在太原幕府执笔记录开国旧事，著《大唐创业起居注》，以文字留存史实。而我半生漂泊，起于隋代内史省，远赴幽州，劝说罗艺归唐，之后身陷突厥苦寒囚帐，九死一生。等到重返长安，跻身贞观宰相之列，主持中枢机要，在朝堂之上，独持安边之论，处置突厥降众事宜。

世人谈论初唐功臣，目光多聚焦沙场将帅，或是谋划朝堂的文臣。很少有人体会我被困突厥那几年的煎熬。身处异族之手，生死悬于一线，只要吐露一句大唐虚实，便可保全自身，可我始终守住底线。不是我不惧死亡，而是身为大唐臣子，不可出卖国家。塞外寒风，无数个长夜，我遥望南方，牵挂长安，期盼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土，继续为国效力。这一段苦难，磨练我的心性，也让我明白边疆民族的生存之道，才有后来安置突厥降民的主张。

很多人非议我当年安置突厥降户的方略，说戎狄野心难测，久居内地必会叛乱。可治国本就没有万全之策。要么连年兴兵，不断征伐，血流成河；要么施以怀柔，教化安抚，用信义相待。我选择后者，是希望大唐不必永无休止地陷于边疆战事之中，让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后来的变故，非我一人所能预判。彼时贞观国力强盛，君臣同心，我相信朝廷可以用礼法约束部族，用恩德收拢人心。政见之争，乃是公义，并非私心。朝堂之上，魏征与我争论激烈，但我们并无私怨，都是一心为大唐社稷考量。

身居宰相之位，我始终谨记，权力是君王托付，是天下所系，不是用来谋私的资本。所以我闭门谢客，杜绝私下请托。很多官员显贵，身居高位之后，广置田宅，结交亲友，为子孙谋长久富贵。我不这么做。一来，军国机密不可私下与人闲谈；二来，一旦开启私相交结的口子，便容易滋生朋党，祸乱朝堂。我身居中枢，最需要避嫌。故而家中简陋，无华丽厅堂，太宗见我清贫，才下诏为我营建居所。我不求家财万贯，只求做事无愧于心。

我们温氏三兄弟，同出一书香之家，各自有不同际遇。大哥温大雅，元从高祖，记录开国风云；三弟温大有，早年追随唐公，可惜早早离世，没能等到大唐盛世；而我，辗转北地，历劫归来，侍奉太宗，位列宰辅。温氏一门，两代效力大唐，史册留名，可荣耀背后，皆是奔波与苦难。

人生在世，寿数有尽。高官爵位，虞国公、尚书右仆射，身死之后，皆是浮云。我一生所求，不过两件事：危难之时守住臣节，居庙堂之时为国谋划。我困于突厥而不叛，居于宰辅而不私，论安边而不避争议，临离世而嘱薄葬。这便是我温彦博的一生。

昭陵松柏苍苍，我得以陪葬太宗陵寝，是莫大恩荣。千百年之后，人们翻开旧唐书，会读到我在突厥守节，读到朝堂那场关于安置突厥降户的辩论，读到一个身居相位，清贫奉公的虞恭公。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我这一生，历经隋末乱世，见过塞外苦寒，亲历贞观盛世，为国竭尽心力，俯仰之间，无愧大唐，无愧温氏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