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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廉申国公（第1页）

我名高俭，字士廉，爵封申国公，食实封九百户。历任治礼郎、交州司马、雍州治中、吏部尚书、侍中、尚书右仆射、开府仪同三司。身故后追赠司徒、并州都督，谥号文献；贞观十七年图像悬于凌烟阁，位列第六。我的家族为渤海高氏，世代在北朝为官，家门素来尊崇礼法，以儒学传家。祖父高岳，北齐时期官拜侍中；父亲高励，在北齐出任尚书右仆射，北齐亡国之后入隋为官，任职洮州刺史。我生于北周建德五年，成长于隋王朝一统天下的安稳岁月。父辈时常教诲我，士人立身，不在于追逐高官厚禄，而在于守住行事的分寸，明晓礼仪秩序，体察世间民情。少年时我埋首经籍，不只诵读儒家礼制文章，也阅览历代政事沿革，观察朝堂风气的变迁。我并不热衷于四处交游造势，闲暇之时常独坐书斋，梳理古今制度的得失。

大业年间，我被朝廷授为治礼郎，掌管朝廷礼仪诸事。隋炀帝好大喜功，朝堂风气渐渐浮华。官员多以逢迎君主心意求取升迁，务实做事之人慢慢被边缘化。我恪守本职，一丝不苟地打理祭祀、朝会相关的仪轨，不肯随波逐流。变故骤然降临，我的妹夫长孙晟过世，我的妹妹带着一双儿女寄居在外，受尽继母的排挤。妹妹无处安身，我便将她，还有她的一双儿女，长孙无忌与长孙氏接到我的府中抚养。两个孩子尚年幼，我悉心教导他们读书明礼，观察他们各自的性情。长孙无忌心思灵动，善于筹谋世事；长孙氏沉静宽厚，通晓诗书大义。眼见李世民胸襟气度远超常人，我做主将长孙氏许配给他，一桩婚事，将高氏、长孙氏与李氏紧紧牵连在一起。我不曾预料这份姻缘，会彻底改写往后数十年所有人的命运。

大业九年，兵部尚书杨玄感举兵叛乱，兵败身死。我素来与杨玄感有所往来，受到此事牵连，被贬往遥远的交州，担任交州司马。交州地处南疆边陲，山林湿热，瘴气弥漫，中原之人大多视此地为险地。一纸贬书下达，我没有怨愤悲叹，收拾简单行装，辞别家人踏上漫漫长路。路途迢迢，山河阻隔，我清楚此番外放，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中原。抵达交州之后，刺史丘和待我颇为敬重。南疆远离朝廷管控，政令很难完整抵达这里，部族众多，习俗各异，土地荒芜，流民四散。我没有因贬谪而消极度日，主动辅佐丘和安抚当地部族，劝导百姓开垦荒田，修整乡规，平息部族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乱世烽烟四起，中原大乱，道路断绝，我与北方音讯隔绝多年。隋王朝分崩离析，群雄逐鹿，消息零零碎碎传入岭南，我不知道长安发生了什么事，不知亲人是否平安。我只能守着一方南疆土地，尽力保全治下百姓免遭乱兵劫掠。

武德初年，萧铣割据江陵，势力向南扩张，意图收服岭南各州。丘和心中犹疑，不知该归附哪一路势力。我仔细研判天下大势，李渊父子占据关中，根基稳固，政令宽仁，是能够安定四海的力量。我劝说丘和遣使奔赴长安，向大唐纳土归降。大唐接纳了岭南归附，依旧任命丘和为交州总管。直到武德五年，往来南北的道路慢慢打通，我才得知长安的近况。知晓李世民已经是秦王，长孙无忌早已投身秦王府，我的妹妹成为秦王妃。数载别离之后的消息，让我心绪万千。没过多久朝廷下诏，征召我返回内地。

辞别生活多年的岭南，一路向北奔赴长安。踏入京城，世事早已面目全非。大唐已然建立，储位之争正在暗处不断发酵。我受任雍州治中。雍州便是京畿之地，管辖长安周遭区域，事务繁杂，权贵豪门聚居于此，纠纷层出不穷。豪门大族肆意兼并土地，包庇依附自己的佃户，躲避赋税徭役，地方官吏常常碍于权势不敢过问。我接手雍州事务之后，秉公处置民间诉讼，不管争端背后牵涉怎样的世家，都依照律令裁断。不刻意讨好勋贵，也不对平民苛责打压。

那时储位之争愈演愈烈。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裂痕无法弥合。我身为秦王妃的舅父，自然而然被视作秦府一派。我行事十分审慎，平日里处理雍州公务，很少参与秦王府私下的谋划。可暗流不会放过我。武德九年，矛盾彻底爆发。玄武门事变尘埃落定，李建成、李元吉殒命。李世民被册立皇太子，很快登基称帝，改元贞观。太宗擢升我为吏部侍郎。

贞观初年，百废待兴，朝堂亟待挑选各地官吏。以往选官制度弊病颇多，只看重家世门第，贫寒有才之人很难得到任用，世家子弟不需要出众才干便可身居官位。我执掌吏部，开始着手修订选拔官吏的标准。世人都以为我会偏袒世家大族，或是提拔与自己交好之人。我却反其道而行，考核人才分为品行、政务才干、学识三个维度，家世仅作参考，不再是首要标准。为了公允评判士人等级，我牵头编撰《氏族志》。起初呈递上来的文稿，依旧把崔氏、卢氏山东老牌士族排在首位。我将书稿驳回，重新裁定排序。以当朝官爵高低划分氏族等次，皇室李氏居于首位，外戚次之，山东旧门阀不再凭借旧日声望凌驾于勋贵之上。此书颁布天下，打击了旧日门阀自矜高贵的风气，重塑了世人对于门第的看法。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士族阶层，非议此起彼伏。有人说我刻意抬高皇室，贬抑老牌世家。我没有动摇，门第应当随当朝功业起落，一成不变的世家地位，只会固化世道，阻塞寒门上升的路径。

之后我升任侍中，跻身宰相之列，执掌门下省。魏徵任职门下省时以直言劝谏君主闻名，我主理门下省事，风格和他截然不同。我熟稔历朝礼仪典章，行事稳重温和。诏令自尚书省送达门下，我细细核查条文，审视法令是否合乎人情礼制。倘若政令存有疏漏，便予以封驳修改。遇上太宗行事有所失当，我不会当庭疾言厉色地争辩，寻合适时机缓缓陈述利弊。

贞观五年，太宗下诏在京师设立学馆，广招学子。我十分看重教化的作用，奏请修缮各地孔庙，推崇儒学，招揽学识渊博之人担任学官，鼓励州县子弟读书求学。经历隋末战乱，许多典籍散佚不全，我主持搜集整理古书，修补残缺书卷，保存前代留存下来的文史资料。朝堂之上，房玄龄规划施政纲领，杜如晦临事决断，魏徵纠察帝王过失。我更多地维系朝堂秩序，理顺礼仪制度，平衡世家与寒门官员之间的关系。众人风格各异，彼此互补，共同支撑起贞观初年安稳的政局。

贞观十一年，我晋封申国公。太宗计划推行世袭刺史制度，功勋大臣可以世袭州牧。房玄龄上书极力劝阻此事。朝堂之上意见分歧。我也上表陈述隐患。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勋贵世代掌控一州之地，长久之后，地方权力过重，中央的号令便会大打折扣，如同汉末州牧割据的局面或将重演。我的谏言，和房玄龄的主张彼此呼应。太宗细细权衡利弊，搁置了世袭刺史的构想。

贞观十七年，二十四功臣画像悬挂凌烟阁，我的画像位列第六。站在楼阁之下，望着一众同僚的画像，回想自己贬居交州，辗转归来，一步步走到如今的位置，心中生出无限感慨。同年，储位风波骤起，太子李承乾图谋叛乱被废黜。朝堂为立新太子争执不休。长孙无忌力主拥立晋王李治。我也赞成这个主张。李治性情仁厚，倘若承继大统，不会大肆清算宗室与老臣，朝堂能够保持平稳过渡。太宗几经犹豫，最终将李治立为皇太子。我被委任为太子太傅，教导储君读书理政。我教他研读历代史书，剖析王朝兴亡的缘由，告诉他为君之道，首要体恤百姓，不可凭个人好恶处置国事。

多年操劳政务，岁月渐渐耗尽我的精力。晚年之时，我多次上表请求辞去要职。太宗不舍得放我完全抽身，授我开府仪同三司，依旧允许我参议朝政。我不再每日去往官署，遇有重大朝事方才入宫议事。闲暇之余整理修订礼制，将散乱的礼仪条文汇总成册。

贞观二十一年，我的病情日渐沉重。卧于病榻之上，太宗数次亲临府中探望。君臣闲谈半生往事，言语之间满是怅然。我最后的奏疏，依旧在劝诫君主，慎征伐，轻徭赋，平衡朝中各方势力。我叮嘱自家子弟，不可依仗外戚身份骄纵妄为，踏实治学，安分守己，不要谋求分外的权柄。

正月，我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二岁。太宗听闻噩耗痛哭不已，朝廷废朝三日。追赠司徒、并州都督，定谥号文献，准许陪葬昭陵。

我这一生，浮沉起落大半辈子。遭逢乱世，远贬蛮荒之地，在南疆保全一方百姓；重返长安之后，执掌选官事务，修订氏族谱系，重整礼乐教化。世人常将我视作外戚，可我始终谨记，恩宠是变数，行事守正才能够长久立足。长孙无忌锋芒外露，遇事一往无前；我收敛棱角，以沉稳调和各方矛盾。贞观盛世，并非由一人铸就。谋策、决断、直谏、持礼，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天下才得以休养生息。往事尘埃落定，功过是非，留待岁月慢慢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