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尘这几日确实忙得脚不沾地。
张崇文的婚期越近,她的差事便越多。今日要去城外渡口接一批从苏州运来的绸缎——那是婚宴上要用的桌围椅搭,耽搁不得;明日要去城西定制的家具铺子验货,王家的嫁妆里有几件大件家具,需与铺子反复核对尺寸花色;后日还要去会宾楼确认婚宴的菜单和座次安排,哪家亲戚坐哪一桌、哪些宾客忌口哪些荤腥,都要一一记清。
她每日天不亮便起身,在值房里用冷水抹一把脸,揣两个馒头便往外走。深夜回府时,各处院落都已落了锁,只有账房的值房里还留着一盏灯。她有时连住处都来不及回,在值房的硬板床上和衣躺一两个时辰,鸡鸣便又起身。
可无论多忙,她心里始终挂着一件事。
大小姐的脸色不太好。
那日在书斋,大小姐的脸红得不像话,说话也结结巴巴,虽然她后来说只是屋里闷,可阿尘总觉得不放心。她不是大夫,说不出哪里不对,只是觉得大小姐那日的神情,不像寻常的闷热——那双眼睛亮得异样,睫毛扑闪扑闪的,像受惊的蝶翅。
她让人送了红枣银耳羹过去。想了想,又追上送羹的丫鬟,嘱咐了一句:“跟青荷说,多留意大小姐的饮食起居,若有什么不妥,立刻来报。”
丫鬟应声去了。青荷后来笑着回了句话,说大小姐好着呢,那碗银耳羹喝得干干净净,还夸阿尘管事有心。青荷末了还打趣了一句:“阿尘管事对大小姐可真上心。”
阿尘当时正在核对采买单子,闻言笔尖顿了一下,随即淡淡道了声“分内之事”,便低头继续写字,没有再说什么。
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并非什么分内之事。
大小姐是否康健,本不该由她一个二管事来过问。府中有大夫人操心,有老太太看顾,有贴身丫鬟日夜伺候,怎么也轮不到她来挂念。她过问了,便是逾矩。可她忍不住。
她总是不自觉地想起大小姐在西北时的模样。想起她崴了脚疼得满头大汗却咬牙不吭声的样子,想起她在戈壁狂风中靠在自己身侧时微微发颤的肩膀,想起她在黑风寨密道里被碎石绊倒时紧紧攥住她衣角的那只手,想起她每次望向自己时那双清澈温柔的眼睛——那双眼睛和多年前灵隐寺外布施的锦衣小姐如出一辙,却又多了些什么。多了这些年岁月赋予的坚韧,多了那一路风沙磨砺出的从容,还多了些她不敢深想的东西。
那些画面像刻在了她脑子里,怎么也挥不去。
“阿尘管事?阿尘管事!”
一个声音将她从思绪中拽回来。阿尘猛地回过神,发现自己正站在绸缎庄的库房里,手里拿着一匹大红绸缎,已经愣了好一会儿。身旁的伙计一脸纳闷地看着她,手还悬在半空中,显然已经叫了好几声。
“这匹绸缎的花色,您看行不行?”伙计指了指她手中的料子,“不行的话我再进库里翻翻,应该还有几匹苏州来的织金缎。”
阿尘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绸缎。大红底色,上面用金线绣着缠枝莲纹,花瓣层叠,枝蔓缠绕,富贵华丽而不失雅致,正适合做婚宴的桌围。她点了点头,将绸缎放回案上:“就这匹吧,先要二十匹,不够再来取。”
伙计应了一声,转身去搬货。阿尘抬手揉了揉眉心,指尖用力按了按太阳穴。
她最近总是这样。做事做到一半便会走神,想的都是些不该想的事。她知道这样不好——她如今身负重任,大少爷的婚宴是张家今年的头等大事,稍有差池便会误了正事。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就像她控制不住自己每天清晨从大小姐院门口绕路一样。
那条路本不是去账房的必经之路。从她住的值房到东院账房,直直往东走,穿过两道月亮门便是。可她却总是往西拐,绕一个大弯,从大小姐的拾翠居门前经过,再折回东院。有时能看到青荷在院中洒扫,有时能看到大小姐坐在窗前梳妆——隔着半卷的竹帘,隐约能看见她执梳的青葱手指和垂落肩头的乌发;有时什么也看不到,只有一扇紧闭的院门,和墙头探出来的几枝桂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