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山往前一步,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寨长也不恼,笑呵呵地又嘱咐了两句“好好将养身子”、“多给遮寨添几个娃”,眼睛却又往我小腹扫了一下,嘴角的笑更深了。
他把书包放下,带着长老们走了。
他们的脚步声在寨道上远去,偶尔夹杂几声压低的笑,像一群刚从窑子里享乐出来的嫖客。
门关上后,杨山把沉甸甸的书包塞到我手里。
我双手接住,没想到钱居然会有重量。
杨山分红的八十万,加上马有栓死后匀出来的那份,一百多万现金。
够把省城的房贷一次性还清,还能剩几万买辆车。
这就是我们用身体换来的血酬。
我把书包放在桌上,坐到椅子上。腿心还是肿的,每动一下就提醒我昨夜的事。杨山站在我对面,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马有栓真死了?”我问道。
“寨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杨山伸手把书包拉链拉上,“祖宗的规矩,谁也逃不掉。”
我转头看他,昨夜祭堂里的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两人眼底闪过:他把车忆湘按在青石板上猛干的样子,他射完还伏在她身上不肯拔出来的样子;我被赵大丁从后面顶得小腹鼓起时扭头看他,他正好从车忆湘身体里拔出来;徐浩明在我耳边说“对不起”时腰却越来越狠;车忆湘被寨长弯鸡巴磨得哭喊;马有栓压在庄京京身上,干瘦的身体抖得像筛糠,口水从面具缝隙往下淌……
我们谁也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仿佛那些事从未发生过,或者只是一场被迷药和乱种酒烧得不真切的集体幻觉。
只有书包里的钞票是真的,将来不动产权证上盖“已结清”的章,也是真的。
马有栓的死,也许既不是意外,也不是什么天谴。
他只是被这套规矩挑出来、榨干、吐掉的一块甘蔗渣。
他的穷,被解释成“没本事”;他的死,被解释成“不守规矩”。
然后他的钱、他的家业、甚至他花钱买来的女人,都被干净利落地分掉、抹去、重新分配给“守规矩”的人家。
寨长领着长老来送钱,那张笑脸下面藏着的,是把一具尸体变成一笔红利的从容。
规矩就是这样:坏规矩的人死得其所,死后连骨头都不剩。
寨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杨山的手复上来,十指和我交扣。我们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
窗外,天已经黑了。
寨道上又响起牛铃声,鸡鸣狗吠,有人在拖长声音喊孩子回家吃饭。
这片土地,白天永远是这副日常光景。
可就是这片土地,昨夜我们十个人在火塘边被扒光、被清洗、被轮流灌种;今天,马有栓就死在门槛上。
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人追究。
明天白天又来时,牛铃照旧响,鸡犬照旧叫,女人照旧喊孩子回家吃饭。
仿佛夜里的罪恶不过是火塘里炸开的一粒火星,亮一下,就熄了,没了。
黑土干净利落地处理掉了一个多余的人,然后把他的血酬分给了“听话”的人家。
参加祭典的四对新人,每一家男人,包括寨长杨海福,都多了一笔意外之财,多操了一个女人。
所有人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除了马有栓。
而我们,收下了钱,也收下了这套规矩的全部重量。
黑土不需要我们的爱。它只需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服从,以及我们对“天谴”这个说法的默认。
我把头靠在杨山肩上。他的肩膀还在微微起伏,呼吸还没完全平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