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那么夸张?”沈岚笑了一下,想把这个话题带过去。但她看到妈妈的眼神,那个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妈妈看到了仓库后面那栋步梯房。沈岚一个人从六七楼把几百斤的货一趟一趟地往下搬,没有电梯,没有帮手。她的力气不大,每一趟都喘得厉害,但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那里又脏又乱!”妈妈的声音终于大了起来,“反正你不准再做了。”
“妈,这几个月我没问你们拿过钱吧?”沈岚的声音也硬了起来,“我能养活我自己,为什么不给我做?”
“我不管。”妈妈的语气不容置疑,“我宁愿你跟我拿钱。反正这批货出完,我不希望你再做了。”
沈岚看着她,没有说话。她忽然觉得好无语。她知道妈妈说的“又脏又乱”只是一个借口。他们还是觉得丢脸——一个教育局科长的女儿,在收破烂。那些认识她的人,那些在街上看到三轮车上那个灰头土脸的姑娘的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说“沈科长的女儿在收破烂”,然后意味深长地交换一个眼神。这件事他们不会说出来,但沈岚知道。她一直都知道。
她没有再争辩。她没有那个力气。
爸爸是在晚上知道这件事的。他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没有声音。他听完妈妈的转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妈说得对。工作的事我再给你看看,总有办法的。别做了。”
沈岚坐在餐桌旁,手里握着已经凉了的水杯。她没有说话。她以前是会坚持的,会争辩,会摔门,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饭。但这次,她妥协了。他们给了她太多——三十万,一年的自由,一个屋檐,一日三餐。他们只是不想让她收破烂而已。这点要求,她为什么不能答应呢?好像没什么好争辩的。
第二天,沈岚把仓库里积攒下来的货全部处理完。她把最后几袋旧衣服装上车,开到县城北边的物流点,过磅,装车,签单。司机是个话多的中年男人,问她“这是你们公司收的?”沈岚说“嗯”,没有多解释。她点了点手上的票据,确认了数量和金额,然后把票据夹进文件夹里。
她开车回到仓库,把地扫干净,把墙上的挂钩撬下来,把窗户关上,锁好铁皮门。她把钥匙还给房东的时候,房东正在院子里浇花,看了她一眼。“不做了?”他说。“嗯。”沈岚说。房东没有多问,收下钥匙,继续浇花。
回到家,沈岚洗了个澡。水很热,冲在背上烫得发红。她站在花洒下面,闭着眼睛,让水流过她的头发、脸、肩膀。浴室里弥漫着白色的蒸汽,镜子上蒙了一层雾,什么都看不清。她关掉水,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开始收拾行李。不多——几件换洗衣服,充电器,手机,身份证,一张银行卡。
她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帅哥,给我开个房,我住几天。”
帅哥是她少数的异性朋友之一,真名叫陈帅,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他是个妥妥的富二代,继承了家里的产业,在县城开了两家酒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沈岚很少找他帮忙,但今天,她不知道该找谁。
“你要住几天?”陈帅在那头问。
“先开着吧,我不确定。”
“好。”
沈岚犹豫了一下。“你帮我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哪里。包括龙哥和婷姐。”
陈帅沉默了一瞬。“那么严重?你离家出走啊?”
“别管。开好就行。”
“要喝点吗?”陈帅问。
“不用了。”沈岚说,“我也不想喝酒。”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塞进口袋,拉起行李箱,走出了家门。妈妈在厨房里,没有出来。沈岚没有跟她打招呼,也没有跟爸爸说。她只是换了鞋,拉开门,走了出去。
是的,她要离家出走。这个词跟她八竿子打不着——她快三十岁了,没有家暴,没有虐待,父母只是不想让她收破烂而已。但她就是想走。不是想逃,是想冷静冷静。换个地方好好睡一觉,什么也不想。
到了酒店,沈岚刷了房卡,推开门,把行李箱放在地上。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电视,一个窗户。窗帘是深灰色的,拉着,外面天还没黑,但房间里已经很暗了。她把手机拿出来,长按关机键。
屏幕上的光闪了一下,然后暗了。
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躺了下来。酒店的床比家里的软,枕头比家里的高。她躺了一会儿,觉得不舒服,翻了个身,又觉得不舒服,又翻了个身。最后她把枕头抽掉,直接躺在床单上。不睡也没关系,躺着就好。
窗外的天黑了。没有开灯,房间里很暗。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没有想什么,什么也没有想。不想父母会不会找她,不想妈妈会不会着急,不想那些“我为你好”的话。什么都不想。脑子是空的,像被什么东西洗干净了,什么都没有留下。
她的人生好像一直在“找到希望”和“然后再绝望”之间反复循环。每一次她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站起来了,就会有一只手把她按下去。不是别人的手,是她自己的。或者不是她自己的,是命运的。她分不清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间里的光线从深灰变成漆黑。远处有车鸣声,一声一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沈岚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不想了。什么都不想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