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线——周长安2001年省道205改建的审批。
第三条线——周长安2003年城市快速路的审批。
第四条线——资金炼。二十七年的资金流向。银行已经不保存1998年的交易记录了。纸质凭证——要从银行的歷史档案库里调。
何国强坐在杂物间改成的办公室里。面前摊著江默那份三百零一页的报告。旁边是他自己的办案笔记。
他在笔记上画了一个时间轴。
1998——周长安——绕城高速——1。5亿追加款。
2001——周长安——省道205——8700万虚增概算。
2003——周长安——城市快速路——6400万材料差价。
三个项目。合计——三亿一千一百万。
1998年到2003年。五年。三个亿。
然后周长安升了。2004年——省建设厅厅长。正厅级。
当了厅长之后——他不再亲自签审批了。他有了下面的人。方志远。卢国华。郑国安。
师父带徒弟。一代传一代。
何国强在笔记上写了一行。
“周长安是源头。不是终点。”
源头上面——还有没有?
他翻到报告的第二百三十九页。江默在这一页的备註里写了一段话。
“上述十一人的违规行为均聚焦於工程审批与资金流转环节。但审批背后的决策机制——即省政府重大项目领导小组的会议纪要——本报告未能调取。原因:会议纪要存放於省委办公厅档案室。不在住建厅档案中心的管辖范围內。”
“建议:由省纪委或中央纪委依法调取上述会议纪要。”
何国强把这段话读了两遍。
“省政府重大项目领导小组。”
1998年的领导小组组长——是谁?
他查了一下。
时任省长。
已经去世了。2017年病故。
副组长呢?
三个副组长。第一个——退了。在北京。第二个——也退了。在老家养老。第三个——
何国强的笔停了。
第三个副组长。时任副省长。分管城建和交通。
名字——丁维昌。
何国强放下笔。
拿起电话。拨了李铁军。
“书记。报告第二百三十九页。您看了没有。”
“看了。”
“丁维昌。”
电话那头没吭声。五秒。
“省委办公厅的会议纪要——我去调。你们继续查周长安。一步一步来。”
“明白。”
何国强掛了电话。他在笔记上加了一个名字。丁维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