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出来,高澜先去了邮局。
她把那个用牛皮纸包好的小包裹递给柜檯后面的工作人员,填好地址,贴了邮票,看著它被扔进麻袋里。
包裹上写著傅征的名字和基地的地址。
然后她走到邮局角落的电话机旁,拿起话筒,拨了那个號码。
电话响了几声,那头接起来。
“是我。”高澜说。
傅征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带著一点急切,“东西寄出来了?”
“嗯,刚寄出去。”高澜顿了顿,“跟你说一声,我去一趟华丰厂。”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
“华丰厂?”傅征的声音绷紧了,“你去那里做什么?”
“追尾款。”高澜的声音很平,“顺便看看,他们的机器到底修好了没有。”
“你別去了。”傅征的声音沉下来,“等我过来,我跟你一起去。”
高澜握著话筒,看著邮局窗外灰濛濛的天,远处的电线桿上蹲著几只麻雀,缩著脖子,像几个小灰球。
“你来干什么?”
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周正就够用了。”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
这次安静的时间更长。
傅征握著话筒,那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了好几圈——周正就够用了。
不是不用麻烦你,不是你別来,是周正就够用了。
像一把尺子,量出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刚刚好。
他忽然想起父亲在书房里说的那句话——“你越是在乎什么,他们就越是对付什么。”
她说的话,和父亲说的,竟然在同一个层面。只不过一个从防守的角度,一个从全局的角度。
可她说得更冷静,更清醒,更不留余地。
傅征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行,到了给我打电话。”他最后只说了这一句。
高澜“嗯”了一声,掛了。
话筒里传来忙音,嘟嘟嘟的,一下一下,像心跳。
傅征站在窗前,手里还握著话筒,半天没放下。
窗外训练场上有人在跑操,口號声模模糊糊的,隔著一层玻璃,像隔了一个世界。
她不需要他。
这个念头又冒出来了。
不是委屈,不是自嘲,是一种很纯粹的、被事实反覆碾压之后的平静。
像一块石头,沉在河底,水从上面流过去,它不动。
邮局里,高澜掛了电话,把话筒放好,转身往外走,阳光从门口照进来,落在她脸上,把那层清冷的轮廓勾得有些发白。
她推开门,走进阳光里。
周正的吉普车开到厂门口的时候,他那张脸笑得像开了花。
四十二岁,中等个头,肩膀宽厚,常年在基层跑,皮肤晒得黝黑,一双手粗大有力,指缝里永远嵌著洗不掉的机油印。
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领口敞著,露出里面半旧的汗衫,看著不像个站长,倒像个修了半辈子车的老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