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书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躺下来,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盏吸顶灯,米白色的灯罩,边缘有一圈灰。陈悠盯着那圈灰发了很久的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转来转去——林思忆说“到了给我发个消息”时的表情,林思忆光着脚站在地板上的样子,林思忆歪头看她的那个角度,林思忆笑起来时右边那个不太明显的酒窝。
不行。不能再想了。
陈悠翻身,把被子拉到肩膀,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
她把林思忆从脑海里清出去,像删除一个文件一样,干净利落。
然后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闹钟响了。
陈悠起床,洗漱,换衣服。深蓝色毛衣,黑色西裤,白色实验服在外面。她对着镜子把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表情——没有破绽。一切正常。
出门前她看了一眼手机。没有林思忆的消息。
她把手机揣进口袋,出了门。
实验室在城市的另一头,坐地铁要四十分钟。陈悠在便利店买了一个饭团和一杯黑咖啡,一边走一边吃,到地铁站的时候刚好吃完。她把手里的垃圾扔进垃圾桶,刷卡进站,挤上了早高峰的地铁。
车厢里全是人,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不想上班”四个大字。陈悠被挤在两个陌生人中间,一只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护着背包。她的余光扫到旁边一个中年男人手机上的新闻推送——“多地报告不明原因发热病例,疾控中心介入调查”。
她多看了一眼。不明原因发热。这个描述在病毒学领域太常见了,每年都有几十起,最后查明的大多是已知病原体的变异株或者一些罕见的细菌感染。不值得大惊小怪。
她把目光收回来,盯着车厢门上方的地铁线路图。
但脑子里那个词转了一下:不明原因发热。
她的专业直觉告诉她,这个词组在新闻里出现的频率,最近好像有点高。
到了实验室,导师已经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德国人,姓施密特,头发花白,做事一板一眼,是陈悠见过最严谨的人。
施密特教授把论文投影到大屏幕上,开始逐段讲解,陈悠坐在第一排,认真地记笔记。
上午十点,休息时间。陈悠去茶水间接咖啡,碰到了同事周彦。
“悠悠,你脸色不太好。”周彦端着马克杯,靠在茶水间的台子上,打量着她,“昨晚没睡好?”
“睡了。”陈悠按下咖啡机的按钮,黑色的液体流进杯子里,冒着热气。
“跟林思忆吵架了?”周彦是少数能够从陈悠那张面瘫脸上读出情绪的人。不是说周彦有多敏锐,而是他认识陈悠太久了——大学同学,同一个导师,同一个实验室,将近八年的交情。
陈悠没说话。
“分了?”周彦的声音压低了一些。
陈悠端着咖啡杯,看着杯面上倒映出的自己的脸。那张脸面无表情,但周彦显然不需要表情就能读懂答案。
“操。”周彦说了一个字,然后叹了口气,“你确定?”
“确定。”
“为什么?”
陈悠喝了一口咖啡,苦味在舌尖上蔓延开来。她想了想,说:“不合适。”
“你就不能换个词?”周彦翻了个白眼,“每次问你为什么,你都说‘不合适’。你跟谁合适?你跟病毒合适?你跟培养皿合适?”
陈悠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周彦摇摇头,不再追问了。他太了解陈悠了,知道她一旦做了决定就不会改变,也知道她不会跟任何人解释自己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