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陆沉回答得很乾脆。
郑全福嘆了口气,没再劝。他知道留不住。
这半个月,县文化馆的刘方明跑了三趟,每次都带著肉票和细粮票,全被陆沉挡了回去。
连县城都留不住的人,太行公社更留不住。
天擦黑,陆沉回到家里,点上煤油灯。
桌上摊开两样东西。一本是从县文化馆阅览室手抄的笔记,一本是空白稿纸。
笔记上记著他这十天摸出来的东西。几个关键词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
“真实。人民性。艺术探索。”
前两个词,《吃》和《路口》已经占住了。但第三个词,才是接下来半年文坛真正的风口。
编辑们腻了。
伤痕文学写了一整年,读者的眼泪流干了,编辑的耐心也见底了。
从三月號开始,《人民文学》的编者按里反覆出现“艺术探索”四个字。
这意味著技法。意味著形式上的突破。
陆沉盯著煤油灯的火苗,脑子里翻出一个名字。
王蒙。《春之声》。
1979年发表,意识流手法,打碎传统敘事结构,用声音、气味、记忆碎片拼贴出一个归乡者在闷罐车厢里的心理世界。
那篇小说在当时引发巨大爭议,但也彻底撕开了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口子。
现在是1978年夏天。王蒙还没动笔。
这条路,空著。
但不能照搬。陆沉太清楚“艺术探索”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尺度——编辑们想看新东西,但又怕太新。
步子迈大了扯著蛋,迈小了没人看。
得找一个支点。一个所有人都经歷过、都能共情的场景,然后用意识流的手法重新解构它。
闷罐车厢?不,那是王蒙的。
他需要自己的容器。
陆沉闭上眼。窗外传来蛙鸣,和远处生產队打麦场上的號子声。
一个画面浮上来。
公社邮局。
等信的人。
1978年的中国,有多少人在等一封信?
等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等返城批文的知青,等丈夫消息的军嫂,等儿子回家的母亲。
所有人都在等。整个国家都在等。
而一封信从投进邮筒到抵达收件人手中,要经过分拣、盖戳、装袋、装车、转运、再分拣、再投递。
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等的东西。
陆沉睁开眼,拿起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