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底才正常。”王恪说,“要是都有底,还要我们干什么?”
这话把老赵逗笑了:“王同志,您这话在理!对了,您那份《初步构想》,省里领导看了,说写得很好,特別是『七通一平的提法——通路、通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排污、通有线电视,土地平整。很具体,很有操作性。”
“光有构想不够,得落实。”王恪看著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赵主任,您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
“什么?”
“担心大家太急,想一口吃成胖子。”王恪认真地说,“蛇口现在是一片白纸,画什么是什么。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稳扎稳打。路要一米一米修,厂房要一间一间建,企业要一家一家引。”
老赵沉默了一会儿:“王同志,不瞒您说,现在上头催得紧,下面盼得急。省里希望一年见效,三年成规模。可咱们连路都没有……”
“所以要先修路。”王恪说,“但不是修大马路,是修一条样板路。从指挥部到码头,三公里,按最高標准修。让所有人看看,蛇口要建的是什么质量的路。”
“那得花多少钱?”
“我算过,大概二十万。”王恪说,“明远集团可以出十万,剩下的省里配套。赵主任,这二十万花出去,换来的不仅是三公里路,更是投资者的信心,是老百姓的希望。”
吉普车通过口岸,进入內地。道路立刻变得顛簸起来,车子在土路上左右摇晃。窗外是典型的岭南农村景象——水田、蕉林、土坯房,偶尔有农民赶著水牛慢悠悠走过。
“还有十五公里。”老赵说,“王同志,您先休息会儿,路不好走。”
王恪没有休息。他盯著窗外的每一寸土地,在心里默默规划——这里可以建物流园区,那里可以规划住宅区,那片海滩適合搞旅游……三年没来,这里变化不大,但他知道,很快,这片土地將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下午两点半,吉普车驶入蛇口。
与其说这是个“镇”,不如说是个大一点的渔村。几十间低矮的房屋散落在海边,几条土路连接著码头和村庄。空气中瀰漫著海腥味和泥土味,远处传来渔船的马达声。
但就在这片荒凉中,王恪看到了希望——村口掛起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热烈庆祝蛇口出口加工区指挥部成立”。虽然字跡有些歪斜,虽然横幅被海风吹得哗哗作响,但那抹红色在灰濛濛的天空下格外醒目。
指挥部设在村委会的三间平房里。房子很旧,墙皮有些剥落,门窗的油漆也斑驳了。但院子里打扫得乾乾净净,门口还摆了两盆不知名的野花。
“条件简陋,王同志多包涵。”老赵有些不好意思。
“挺好。”王恪提著行李箱走进去,“比我想像的好多了。”
屋里已经挤了二十几个人,有年长的干部,有年轻的干事,还有几个好奇的村民挤在门口张望。看到王恪进来,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老赵提高声音,“这位是王卫东同志,香港明远集团的高级顾问,也是咱们指挥部的特聘顾问。大家欢迎!”
掌声不算热烈,但很真诚。王恪能感觉到那些目光里的好奇、期待,还有一丝怀疑——一个香港来的“资本家”,能理解这里的困难吗?能真心帮助这里发展吗?
“各位同志好。”王恪用標准的普通话开口,“我叫王卫东,大家可以叫我老王。从今天起,我就是指挥部的一员了。不懂的向大家学习,不对的请大家指正。咱们一起,把蛇口建设好。”
简单的开场白,没有高谈阔论,没有空头承诺。但那种平实的態度,反而让气氛轻鬆了一些。
“王顾问,您坐这儿。”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搬来一张椅子,椅腿还有点摇晃,“咱们这儿条件差,您多担待。”
“你叫什么名字?”王恪问。
“报告,我叫陈小虎,本地人,指挥部办事员。”年轻人挺直腰板,普通话带著浓重的广东口音。
“小虎,好名字。”王恪笑了,“以后就麻烦你多照顾了。”
简单的见面会后,老赵带著王恪参观指挥部。一间屋子是办公室,摆了六张旧办公桌,桌上堆满了文件;一间屋子是会议室,只有一张长条桌和十几张凳子;还有一间是资料室,现在空空如也。
“王同志,您的住处安排在村里陈伯家。”老赵说,“陈伯是退休老教师,房子乾净,人也热情。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没有独立卫生间,得用公共厕所。也没有热水器,洗澡得烧水。”老赵搓著手,“要不,我让人从深圳买台热水器过来?”
“不用。”王恪摆摆手,“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入乡隨俗嘛。”
下午四点,掛牌仪式准备开始。仪式很简单——把一块写著“蛇口出口加工区指挥部”的木牌掛在村委会门口。没有领导讲话,没有剪彩仪式,只有指挥部全体人员和十几个村民代表。
但王恪坚持要做一件事。
“赵主任,咱们合个影吧。”他说,“就站在牌子下面,所有人一起。”
“合影?”老赵愣了,“没相机啊。”
“我带了。”王恪从行李箱里拿出一台日本產的傻瓜相机——这是娄晓娥非要让他带上的,说“要记录歷史”。
所有人都挤到牌子下面。王恪请一位路过的村民帮忙按快门,自己站到了队伍里。
“大家笑一笑!”按快门的村民喊道,“一、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