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处务会,王恪没有讲大道理,而是拿出了一份资料。
“各位,咱们处刚成立,第一项任务,是制定《1965-1970年重点技术產业发展规划》。”他说,“这不是闭门造车,要下去调研,要听企业意见,要看实际效果。”
他分配任务:两个人去上海,调研纺织行业技术改造;两个人去东北,调研机械工业升级;两个人去四川,调研三线建设中的技术需求;剩下的留在北京,整理资料,协调各方。
“记住,”王恪强调,“咱们不是去指手画脚的,是去学习、去服务的。企业有什么困难,技术上有什么需求,带回来,我们想办法解决。”
年轻人们眼睛发亮。这种务实作风,让他们很受鼓舞。
会后,王恪开始处理堆积的文件。第一份就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改造项目的进展报告——设备已经到位,培训正在进行,预计下个月试运行。
他在报告上批註:“注意工人接受程度,改造进度要服从培训效果。寧可慢,不能乱。”
第二份是南京集成电路研究中心的筹建方案。他仔细看了人员名单、设备清单、经费预算,批註:“人才是关键。建议与南京工学院联合培养,建立实习基地。”
第三份是香港明远集团申请进口精密仪器的报告——需要他签字批准。
王恪拿起笔,又放下。
他走到窗前,看著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
从幕后到台前,意味著更大的权力,也意味著更多的约束。像这份报告,他签了,仪器能进来,技术能进步。但如果有人追究“为什么批准香港公司进口敏感设备”,他需要承担责任。
他想起娄晓娥信里的话:“赵教授说,原子弹的成功,让所有中国人都挺直了腰杆。”
现在,轮到他挺直腰杆了。
王恪回到桌前,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批註:“该仪器为科研急需,建议批准。责任由我承担。”
签完字,他继续工作。一份份文件,一个个决策,像棋盘上的棋子,被他一一落下。
有些棋,可能走对了,推动技术发展。
有些棋,可能走错了,需要调整。
但他知道,不能因为怕错就不走。
因为时间不等人,国家不等人。
傍晚,王恪回到四合院。
傻柱正在院里试种小白菜——把花盆里的土翻鬆,撒上种子,浇上水。
“王哥,您回来了!”傻柱站起来,“今天工作顺利吗?”
“顺利。”王恪看著那些花盆,“你这是……”
“试验田!”傻柱说,“先在小花盆里试种,成功了,再种到院子里。这叫……科学种田!”
王恪笑了:“好,科学种田。”
秦淮茹从屋里出来:“王工,小当今天数学考了满分,老师说要推荐她去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
“好事。”王恪说,“告诉她,好好准备,但不要有压力。”
“誒。”
回到书房,王恪在日记本上写:
“1965年1月20日,晴。”
“今天正式到计委上班。从幕后到台前,这一步,终於迈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