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最后,附了一张照片——是实验室的全家福。赵明远坐在中间,李文斌、苏婉婷、林建华分坐两旁,后面站著年轻的技术员们。每个人都穿著白大褂,脸上带著自信的笑。
王恪看著照片,看了很久。
这些人,在香港那个弹丸之地,为了一个可能改变国家未来的技术,日夜奋斗著。
而他,在北京,在更中心的位置,是不是应该做更多?
下午,王恪去了趟研究所。
杨厂长一见他,就把他拉到办公室:“王工,正好有事找你。计委那边……是不是找你了?”
“您知道了?”
“刘副主任跟我通了个气。”杨厂长说,“王工,这是个机会。计委那地方,说话有分量。你去了,能推动更多事情。”
“可是研究所这边……”
“这边你不用操心。”杨厂长拍拍胸脯,“阎解成能顶上,小孙他们也成长起来了。你放心去,所里永远是你的家。”
王恪心里一暖。
“不过王工,”杨厂长压低声音,“计委那地方,水很深。你去了,得小心。有些人……思想还转不过弯来。”
“我明白。”
“还有,”杨厂长说,“四合院那边,你也要安排好。你现在是大家的『定海神针,你一动,可能会有人心不稳。”
这话提醒了王恪。
从研究所出来,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街上走了很久。
从红星研究所到四合院,这条路他走了三年多。路边的梧桐树,从光禿禿到枝繁叶茂,再到落叶满地,他已经看了三个轮迴。
街上的变化是细微的:自行车多了些,行人衣服的补丁少了些,商店里凭票供应的商品范围大了些。
但这些细微的变化,背后是这个国家艰难的转型。
他想起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1961年冬天,饥荒还没完全结束,物资极度匱乏,人心浮动。
现在,1965年初,情况好多了。粮食危机缓解了,工业在恢復,技术有突破,国防有了底气。
下一步呢?
下一步,应该是让老百姓的日子,真正好起来。
而要达到这个目標,光靠技术不行,还需要政策,需要规划,需要从上到下的推动。
也许,他真的应该走到台前去。
晚饭时间,四合院里很热闹。
傻柱宣布了新计划:“我打算在食堂开个『营养知识讲座,每周一次,教大家怎么吃更健康!”
“柱子师傅,你行吗?”有人笑问。
“怎么不行?”傻柱挺起胸,“我研究了三个月营养学!张大夫都说我快成半个专家了!”
秦淮茹说:“好事。咱们院里的老人孩子多,吃好了少生病。”
易中海难得地附和:“是这个理。以前是吃不饱,现在能吃饱了,就得讲究怎么吃好。”
刘海中没说话,但点了点头。
王恪看著这一幕,心里有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