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他写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原子弹的成功证明了一点:中国人不笨,只要方向正確、资源集中,我们能在尖端领域达到世界水平。”
“但国防技术不能代表全部。民用的、能改善人民生活、能创造財富的技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国防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民的幸福生活。”
“建议设立『国家科技进步奖,不仅奖励国防军工领域的突破,也奖励民用技术、农业技术、医疗技术的创新。让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都有奔头。”
再接下来,他写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这是最敏感的部分。
“香港作为窗口,有著独特的作用。通过香港,我们可以了解世界技术动態,可以引进先进设备,可以学习管理经验。”
“建议以更灵活的方式,利用香港这个平台。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学习-消化-吸收-创新。比如集成电路技术,我们现在落后,但可以通过香港引进基础,在內地发展,最终实现超越。”
他引用了东方电子的例子——当然隱去了具体名称和人物。
“香港某电子企业,通过引进海外华人学者,购买二手设备,已经能生產简单的电子计算器。这说明,只要方法得当,我们可以快速缩短与先进水平的差距。”
写到这里,已经是第五天了。
稿子写了三十多页,厚厚一摞。王恪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修改了几处过於直白的地方,增加了一些“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优越性”之类的必要表述。
最后,他写了一段发自內心的话:
“我是一名归国技术人员的家属(这是他在这个世界的背景设定),亲眼看到这个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初步自立。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普通人奉献了青春、汗水,甚至生命。”
“他们的奉献不应该被浪费,不应该因为方向错误而白费。”
“歷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国家把精力集中在建设上时,日子就好过;当陷入无谓的內耗时,人民就受苦。”
“现在,我们有了『两弹的基础,有了初步的工业体系,有了一批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这是宝贵的『人口红利和『知识红利。”
“如果能抓住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机遇,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科技、教育,到本世纪末,中国完全可能成为世界重要的工业国和技术强国。”
“反之,如果陷入动盪和內耗,我们可能错过这个窗口期,被世界甩得更远。”
“时间不等人,歷史不等人。请慎重考虑。”
落款:“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作者。1964年9月15日”
写完了。
王恪看著这份凝聚了五天心血、融合了他两个世界认知的建议书,心情复杂。
他知道,这东西交上去,可能有几种结果:最好的,被高层看到,產生一些影响;中等的,石沉大海;最坏的,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他必须交。
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院子里的人们,为千千万万个普通人。
晚上,他去了杨厂长家。
“杨厂长,有件事需要您帮忙。”王恪开门见山,“我写了一份关於技术发展的建议,想通过您的渠道,转交给……能看到的领导。”
杨厂长接过稿子,翻了几页,脸色变了。
“王工,这……这东西……”
“我知道风险。”王恪平静地说,“但有些话,总得有人说。”
杨厂长沉默了很久,把稿子小心地放进抽屉:“我有个老领导,现在在计委工作。我试试。”
“谢谢。”
“不过王工,”杨厂长看著他,“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些东西……太敏感了。”
“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