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目光扫过全场:“三大爷家上个月买了台新收音机,二大爷家给儿子买了双新皮鞋,许大茂同志经常下馆子,贾家虽然困难,但棒梗脚上的球鞋也是新的——这些,难道都是资產阶级生活方式?”
被点到名的几户人家脸色都变了。
阎埠贵赶紧说:“我那收音机是旧货市场淘的,便宜……”
“我没说买收音机不对。”王恪说,“改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只要钱来得正当,花得正当。问题的关键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钱从哪里来,花在哪里,有没有影响他人。”
他顿了顿,看向易中海:“一大爷,您说反对资產阶级生活方式,我完全赞同。但我想问问,什么是资產阶级生活方式?是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是剥削他人、不劳而获?”
易中海一时语塞。
王恪继续说:“我在轧钢厂工作,每月工资八十七块五,技术补贴十五块,加起来一百零二块五。这些钱,我一分一厘都是劳动所得。每个月,我留三十块做生活费,二十块存起来应急,剩下的五十多块……”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我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
院子里一片寂静。
王恪开始念:“三月五日,给后院刘奶奶买药,花了三块二;三月十八日,捐给厂里职工互助基金二十块;四月二日,帮技术科小张垫付孩子住院费十五块;四月二十日,接济胡同口孤寡老人王大爷五块;五月……”
他一笔一笔念著,时间、事项、金额,清清楚楚。
念了整整两分钟,王恪合上笔记本:“这些只是部分记录。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去厂工会查证,也可以去街道办核实。我王恪挣的每一分钱,除了必要的生活开销,都用在了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院子里鸦雀无声。
刚才还在议论的人,此刻都低下了头。
易中海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没想到王恪会来这一手,更没想到王恪居然有如此详细的记录。
“至於香港之行,”王恪看向眾人,“我不否认,看到了繁华,也看到了差距。但正因为看到了差距,我才更明白我们国家需要什么——需要技术,需要人才,需要自力更生的精神。所以我在香港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收集技术资料,了解工业发展情况。带回来的,主要也是这些。”
他从隨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沓文件:“这是我在香港整理的关於钢铁冶炼、机械製造的技术笔记,已经交给厂里和工业部。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请厂里安排,给大家讲讲国外工业发展的情况,讲讲我们该怎么追赶。”
这话一出,性质完全变了。
从“资產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变成了“学习先进技术”的倡导。
刘海中和阎埠贵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尷尬。他们原本是来帮易中海“整顿风气”的,现在却成了坐井观天、不思进取的代表。
易中海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王恪的每一句话都站得住脚,每一条记录都经得起查证。而他刚才那番“整顿风气”的讲话,此刻显得如此空洞,甚至……有些可笑。
“另外,”王恪的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关於帮助困难户的问题,我也想说说。一大爷常说咱们院要互帮互助,这个理念很好。但我注意到,院里真正的困难户,得到的帮助其实很有限。”
他看向贾家的方向:“比如贾家,秦淮茹同志一个人养活五口人,確实不容易。但除了厂里的补助和偶尔的接济,院里实质性的帮助有多少?再比如后院李大爷,孤身一人,腿脚不便,除了街道的救济粮,咱们院又做了什么?”
易中海的脸彻底黑了。
“我不是指责谁,”王恪说,“我只是觉得,如果真要谈团结互助,不如落到实处。我提议,咱们院可以成立一个真正的互助小组,每家根据自己的能力,每月出一点钱或物资,集中帮助最困难的几户。帐目公开,用途透明。这才叫真正的团结,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道德说教。”
这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水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我赞成!”傻柱第一个站起来,“王哥说得对!光说不练假把式!真要帮助人,就得来实的!”
陈卫也跟著说:“我们技术科几个年轻人都愿意参加。”
就连一向精於算计的阎埠贵,此刻也只能表態:“这个……想法是好的,具体可以商量。”
易中海坐在主位上,感觉如坐针毡。
他精心组织的这场“道德审判”,不仅没有压住王恪,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尷尬境地。王恪那一笔笔清晰的接济记录,像一记记耳光,打在他这个“道德权威”的脸上。
更可怕的是,王恪提出的“互助小组”建议,直接击中了他多年来的软肋——易中海確实经常把“团结互助”掛在嘴边,但真正落到实处的,少之又少。他更擅长的是用道德名义维持自己的权威,而不是切实解决问题。
“一大爷,您觉得呢?”王恪看向易中海,眼神平静,却带著一种无形的压力。
易中海深吸一口气,勉强开口:“王恪同志的建议……值得考虑。不过具体怎么操作,还得从长计议。”
“那今天的会……”刘海中试探地问。
“今天就到这儿吧。”易中海站起身,声音有些乾涩,“王恪同志的解释大家都听到了,那些不实的传言,以后不要再传了。散会。”
他说完,头也不回地往自家屋里走,脚步有些踉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