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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化躲不过城镇化（第2页）

人类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英国的城镇化，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英国的城镇化用了200　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的城镇化，用了100　年时间。第三阶段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只用了40—50　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然后中国的城镇化就开始了。

然而中国的城镇化跟西方不同，传统的按照城镇人口占比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方法未能反映真实的中国城镇化过程。许多关键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中国目前的加速城镇化过程无疑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主权经济体内的人口转变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全球脉搏，也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城镇化道路上仍需“摸着石头过河”。

（三）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中国城镇化进程非常快，全世界走城市道路用两百年时间，1800年整个世界的城市化率只有2%，1900年达到13%，2007年5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宣告，人类社会迈入了城市时代。全球60亿总人口中，城市人口占比超过了50%。

2011年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2011年，我国的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时期。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1978年年底，我国当时的城镇化率仅为17。92%，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非常大。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迅速迈上了快车道。

城镇化是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大和城市经济部门比重的扩大。我国因以往长期实行城乡分割政策，致使城镇化过程与别国有很大不同。

没有过去的城镇化，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就大国经济成长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近1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超过了美国发展最快时期的城市化速度——每年大概提高0。5个百分点。我们比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直接原因是我们的城镇化步伐快。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健康发展的态势，需要有一个清晰可靠的大思路，但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好在我们有了一个开放度较高的市场，地方政府又有一定的发展自主权，这就使我国资源配置调整大体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使经济发展长期保持了活力。

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就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于是，在大体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根本源泉，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核心“秘密”。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用好紧缺资源，促进沿海地区先富起来，我们重点推进了东部城镇化的发展。当初虽然对东部投入比较有限，但由于当时土地和金融条件的无限宽松，再加上东部城市发展期间属于卖方市场，促成了作为城市化内在动力的工业产业迅速崛起。尤其在推行市场经济机制之后，东部便成了万商云集之地。而后来中西部要发展时，不仅遇到了投资瓶颈、政策瓶颈、土地瓶颈，而且完全进入了买方市场，工业发展的艰难造成了城市发展的缓慢。

人口和劳动力的大规模城镇化，缓解了农村人口过剩，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提高了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也成为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过去靠经常项目顺差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的路径，未来的城市化和未来的国际化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相互推动和相互协调关系？这是中国未来最重大的经济命题。

整个20世纪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中国发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对外开放。这种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出口导向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就是通过对外贸易顺差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另一个好处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在原创性的创新还没有取得大的成果的情况下，利用我们和国际水平的落差对外开放，很快地把我们国内的技术水平提高起来。根据国际经验，东亚国家几乎都是用这个办法很快地实现了工业化，它是有时效性的，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东亚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采用这样的政策，经过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和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顺差的情况之下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国情赋予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城镇化方向，中国应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开辟适应自己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轴心的现代化误区，坚定地走以城镇化为轴心的内生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四）城镇化是实现“新四化”的需要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西方的巨大冲击，被迫从几千年朝代循环的旧轨道中跃出，在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不同层面进行深刻的转变，个人、社会和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以逐步实现从一个“农业、农村为主的传统帝国”向“工业、城市为主的现代强国”的转型。上个世纪“实现四化”的口号曾经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而今我们大力推动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即就是要统筹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在“四化”协调发展中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

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央提出“四化同步”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我国的城镇化来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新四化”的表述，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涉及产业结构问题；信息化是创新驱动，属于要素投入结构问题；城镇化涉及需求结构。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孪生子”，其深度融合是产业升级的方向与动力；城镇化蕴含着最大的内需潜力，是现代化建设的载体；而农业现代化则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支撑。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就是“四化”并行，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行。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规划》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是“四化同步，统筹城乡”。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目前，我国城镇化已经处于中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业现代化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性产业动力，现代工业是城镇化的主导性产业动力，现代信息业是城镇化的后发性产业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就是在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并行协调发展中推进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基本途径，这“新四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城镇化一端连接工业化、信息化，一端带动农业现代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和转方式、调结构的最大希望所在。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