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第2页）

熊子真当然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旁门左道”来吸引学生注意力。一旦讲起课来，他无拘无束，口如悬河，滔滔不绝，妙语连珠，集学术性和趣味性于一堂，教学效果特别好。虽然规定每周只有两节课，但是，常常因为讲得兴起，能够讲到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还不休息。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没有学生抱怨他讲课“托拉斯”。

熊子真的课能够受到学生的欢迎，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知道，北大学生可不是好忽悠的，老师如果没有两把真刷子，还真就镇不住。

这可是有先例的。当年胡适从海外留学归来，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效果非常好，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听课。有个叫傅斯年的学生，是个超级学霸，他听同学说胡博士的课讲得好，于是也前去旁听。不过，他不只是带着耳朵去听课，还常向胡博士提问，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连胡适都感到有压力的艰深问题。后来，胡适自己说：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底子比他还深厚，常常使他“提心吊胆”，汗流浃背。

胡适此言绝非虚言，这个傅斯年的确不是等闲之辈，后来成为了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学术领导人，担任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务。

傅斯年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章太炎的弟子朱蓬仙教他们《文心雕龙》。本来，这个朱先生学问不错，只是术业有专攻，《文心雕龙》并非其长，所以在讲课的时候，实在不敢恭维，错误迭出，学生们便打算让这个先生“下课”。可是，要教授走人，必须拿出教授上课出错的证据来才行，课堂笔记又不足为凭，怎么办？机缘巧合的是，有个学生刚好借到了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便赶紧送给傅斯年看。傅斯年真不含糊，利用一夜时间，不仅将数万字讲义全部看完，还从中摘录出错误三十多条，整理后，由全班同学签名，交给校长蔡元培，强烈要求换掉朱教授。

蔡元培看了之后，虽然认为错误找得都很准确，但是不信这些错误是学生自己发现的，怀疑背后可能有某个教授耍心眼，借学生之名攻击朱蓬仙。为了弄清真实情况，蔡元培突然宣布召见傅斯年等参与联名的学生，就那些讲义错误，当面对他们进行口试，结果，傅斯年和同学们都回答得头头是道。考过之后，蔡校长一言不发，挥手让傅斯年等人散去。傅斯年和同学们出来后，你看我，我看你，都笑了。

原来，大家听说蔡校长要召见，害怕蔡校长会考他们问题，又怕傅斯年一个人担负全部责任，都有些发慌。经过商量，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大家每人分担几条，复习好答案后，才去面见蔡校长，结果都在蔡校长面前顺利蒙混过关。

不多久，傅斯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朱教授被蔡校长炒了鱿鱼。

由此可见，当时的北大学生是多么难以对付。其实，北大学生这种不迷信权威的精神，全拜校长蔡元培所赐。有一次，在学生大会上，蔡校长问学生：“5加5等于多少？”在座的学生都不敢回答，大家都以为堂堂大学校长、学界泰斗，所提问题必定含有深奥的道理，所以，都不作声。过了好一会儿，有个学生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回答道：“5加5等于10。”蔡元培一听，高兴地大声说：“对！对！对！你们这些青年切不可崇拜偶像啊！”

不得不说，熊子真能够赢得一帮学生的认可和喜爱，实属不易。他讲课的时候，喜欢大家围在他的身边，他则像个演说家一样，洋洋洒洒，声如洪钟。有时候，讲到高兴处，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他会随手在前排学生的头上或肩上，猛拍一巴掌，然后大笑起来。结果，搞得一些学生都不愿坐在前排听课，因为他们被熊先生“打”怕了。

很快，熊子真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人都慕名来听他讲授“唯识学概论”，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胡适。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1920年上半年，熊子真在收到蔡元培先生寄赠的《中国文学史》后，给蔡先生写了一封信，讨论“以美术代宗教”的问题。在信中，熊子真对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进行了评论，写道：“夫以吾国政治之纷扰，学校之废弛，人民受教育者至少，而诸君日日空谈‘新’，空谈解放与改造，不务涵养深沉厚重之风，专心西学而广事译书。”

也就是说，熊子真当时对胡适的印象并不好。这和民国学界鼎鼎大名的“三大疯人”之一的黄侃（另两人是章太炎和刘师培）当年对胡适的态度如出一辙。

黄侃是湖北黄州府蕲春县人，熊子真是黄州府黄冈县人，两人是同乡。黄侃恨白话诗，因此也恨白话诗倡导者胡适。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6号上发表《蝴蝶》一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首白话诗。读惯了文言格律诗词的黄侃读到《蝴蝶》后，可谓深恶痛绝，骂胡适是“一只绕着蔡元培上下翻飞的黄蝴蝶”。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侃也是见人便提出来骂。所以，黄侃终因“看不惯”胡适而在1919年离开北大，去别的大学任教。

现在，令人“讨厌”的胡适前来听课，熊子真又会怎样呢？

那天，熊子真在自己的住所开讲唯识论，胡适悄悄跑来，混在学生里偷偷听课。起初，熊子真没有发现，兴致勃勃地讲着讲着，突然发现胡适探头探脑的样子，顿时大发脾气，连声说：“滚，滚，滚！”

亏得胡适涵养超群，居然没有顶撞，非常尴尬地起身离开。待胡适走远后，熊子真又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来。

由于白天人来人往，经常会影响上课，他必定要在晚上补回来，绝不马虎。可是，熊子真的住处条件简陋，晚上没有电灯，他把学生招呼在一起后，既不掌灯，也不点蜡，就在黑灯瞎火中，给学生上课。学生们坐在黑暗处，只听不记，熊子真则坐在**或者站在走廊里，既不要课本讲义，也不要教辅资料，仅凭一张嘴，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连水都不喝一口，倒是学生们都被尿涨得难受，却不敢离席如厕。

总而言之，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良好环境中，熊子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凭借唯识学逐渐站稳了脚跟。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尽情地在学术的天地里开荒、播种、耕耘、收获。虽然当时他仅仅只是讲师，但是他却能够自信地与教授、哲学家、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进行学术交流和切磋，这些人当中，就有林宰平、汤用彤和钱穆等鼎鼎大名的人。

不久，“熊子真”变成了一段历史，而“熊十力”则傲然地向人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