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第2章 重大的机遇2（第2页）

至于组织管理，我们当时缺乏正确的指导知识，无法科学地控制各个独立运作的事业部。公司管理任人唯亲，事业部的运营则以讨价还价为基础，当沃尔特·克莱斯勒—通用汽车最优秀的人之一—成为公司首席执行官之后，他和杜兰特先生的权限发生了冲突。当克莱斯勒先生无法实现自己的希望时，他离开了公司。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他“砰”的一声摔着门离开了，随着这“砰”的一声，最后出现了克莱斯勒有限公司。

通用汽车组织上的弱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通货膨胀中并没有给公司带来明显的危害。到了1919年后期和1920年，巨大的危害终于出现了。当时大量资金已经分配到各个事业部以供它们扩大工厂规模了，但是，同期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飞升使得各事业部被迫挪用这笔资金。于是，几乎每个事业部都发生了超出预算的情况。

这是各个事业部对可用资金竞争过度以及高层管理者偏好不同造成的结果。比如，杜兰特先生强烈支持拖拉机项目。1919年10月17日，财务委员会驳回了杜兰特先生关于向拖拉机项目拨款的申请，并要求他就预期投资回报率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在同一次会议上，财务委员会同意了我提出的向纽底帕事业部拨款710万美元的请求。于是杜兰特先生就在1919年10月31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反对向纽底帕事业部拨款的事情。后来还是在这个会议上，委员会又同意向纽底帕提供它所要求预算资金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让它发行股票自己筹措。在同一个会议上，杜兰特先生反对为底特律杜兰特大楼提供额外的730万美元拨款。据当时通用汽车财务主管迈耶·普兰提斯回忆，杜兰特先生之所以反对对杜兰特大楼的追加拨款，是因为他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工厂和营运资本上去—这一点和拉斯科博先生正相反。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杜兰特先生任委员时曾提议不要支持这种请求。执行委员会赞成了他的提议。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当时的资金确实无法满足所有的要求。因此，那时大家关注的内容不再是如何分配稀缺的投资，而是如何筹到更多的钱。

1919年11月5日在纽约举行的财务委员会会议听取了杜兰特先生的报告。在报告中，杜兰特先生展示了至1920年12月31日止的这15个月里预计的收入和支出。“经过讨论之后，委员会达成了一致意见，即批准了报告中所建议的支出，另外还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来销售5000万美元的公司债券，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争取再销售5000万美元，从而力争筹资1亿美元。”

那天下午在纽约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继续讨论了这个话题。会议纪要表明：“财务委员会主席拉斯科博先生提前到达会场，并就未来的财务情况做了简要的报告。他建议公司再销售一些债券，并就上次会议‘未能通过’的提案采取行动。”随后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对杜兰特大楼、纽底帕事业部、拖拉机以及其他项目的拨款，并得到了财务委员会的批准。

后来对我们的拨款程序进行研究的时候，我进行了反思：“因此，（缺乏合适的拨款程序造成的）实际后果就是，执行委员会成员如果想通过对他所管理的事业部的拨款提案，就必须得到执行委员会所有其他人的支持。换句话说，从务实的观点看来，执行委员会对下级单位的管理的理论价值远大于它的实际作用。”

就这样，每个提出拨款请求的人似乎都可以满意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债券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当时的目标是销售8500万美元的债券，但是最后只完成了1100万美元的销售量。这是外部金融环境第一次提出警示，指出公司的发展已经脱离了现实—尽管那时公司的销售额已经从1918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了1919年的5。1亿美元，并且在1920年将达到5。67亿美元。

资金分配的竞争成了财务管理的焦点问题。1919年12月5日，杜兰特先生在执行委员会指出，当前处理资金申请的方式并不令人满意，并不是一种能够得到所有人认可的方式。他简要地制定了一个对拨款申请进行审核并上报至总裁的程序。我被吸纳进入一个以普拉蒂先生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与此同时，我鼓动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制定这类拨款申请的管理程序。后来我成了这个“拨款提案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的目标就是明确授权拨款行为的责权。这是我在这个时期所承担的组织领域的三个项目之一。

我在这里想说的重点是，无论是执行委员会还是财务委员会，对事业部都缺乏必要的信息和必要的控制。事业部仍然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而它们对额外拨款的请求也得到了满足。1919年晚期和1920年早期，执行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的纪要显示这段期间事业部支出超出限度的巨额资金的情况仍然继续存在。执行委员会曾在一次会议上批准了10399554美元的追加资金，其中别克、雪佛兰、山姆森拖拉机占了大部分。这次会议的意义不同寻常：追加投资从此成了惯例。

公司应对经济衰退的能力在1919年末受到了挑战。那年12月27日，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我提出的一项决议：

公司决定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并推荐一项政策，以供财务委员会在提供盈余资金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时遵循。无论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还是在因长达几个月的严重罢工而突然关闭工厂的时候，都需要坚持这一政策。

和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们都确信衰退即将到来。为此，我认为委员会中的成员当时没有完全意识到对事业部控制不力的影响。尽管如此，1920年2月下旬，在得到了执行委员会的许可之后，海斯克尔先生通知各事业部的总经理“必须重新向执行委员会提交那些可能受到环境影响的拨款请求，并必须在得到授权之后才可以继续工作”。这是一个温和的警告，其中不包含任何的强迫成分。

和资金运用超额的情形相同，库存也在一路飙升。1919年11月制订的下一财年生产计划比当年高出36%。这个生产计划完全是拍脑袋—或者说是各事业部领导的雄心—的结果。为了实现这些计划，各事业部马上开始大肆采购。1920年3月下旬，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一个乐观的生产计划，其中整个公司预计在1920年8月开始的财年里生产876000辆卡车、轿车和拖拉机。在3月和4月里，财务委员会主席拉斯科博先生着手销售总额为6400万美元的普通股以应付约1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杜邦、JP摩根以及一些英国投资公司都参与了这次认购。这些新资方代表很快就在董事会出现了。

1920年3月，执行委员会纪要表明，在经历了一阵犹豫之后，拉斯科博先生表明了他对工厂、设备支出无计划或库存不断增长的担忧。库存水平超出了他之前建议的限度—当时设定为1。5亿美元—增加了公司的财务风险。

一个礼拜之后，由杜兰特先生、海斯克尔先生、普兰提斯先生和我组成的库存分配委员会批准了一个清单，它详细规定了各事业部的支出上限。然而，即使降低了生产计划，各事业部经理仍然未能保证他们的库存或资金支出上限，而且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控制局面。这就是分权管理的报复。

各项支出继续上升的同时，汽车市场的需求在经历了1920年6月短暂的上升之后开始下降。8月份财务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同时严厉警告各事业部经济必须将支出控制在5月制定的限度之下。10月上旬，财务委员会任命了以普拉蒂先生为首的库存委员会以争取控制局面。但是危害已经造成了。1920年1月全公司库存1。37亿美元，4月达1。68亿美元，6月达1。85亿美元，10月高达2。09亿美元，超出5月制定的库存限达5900万美元。然而，最糟糕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9月间汽车市场跌至谷底。福特先生于9月21日将汽车降价了20%～30%以应对恶劣的形势。杜兰特先生曾一度支持各事业部销售经理维持价格并向批发商和客户做出不降价的承诺。到了10月，通用汽车的情况变得非常恶劣，以至于很多经理因缺乏资金无法支付货款和工资。那个月我们向银行一共借了大约8300万美元的短期贷款。到了11月，除了别克和凯迪拉克还在维持减产生产，其他主要的汽车生产事业部都关闭了工厂。整个美国经济都陷入了大衰退。

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就已经被通用汽车的内部事务弄得日益心烦意乱了。1919年后期及1920年早期，我提出了一项组织调整计划以图弥补当前运营组织中的缺陷，并将这个计划交给了杜兰特先生。他赞许地接受了这个计划，但是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认为这部分原因是他当时还没有准备对组织问题采取行动；他的负担太重了，各种需要立刻决策的运营问题以及个人财务问题使得他很难有心思去思考这种大手笔的计划。

我对公司管理及发展方向的焦虑是如此之重，以至于1920年初夏我休假了一个月以摆脱这些事务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起初我曾考虑过像克莱斯勒先生那样从通用汽车辞职。当时希金森公司—一家银行—曾为我提供了一个合伙人的位置。这一位置是斯托乐先生提供的，我曾在前文提及他曾于1910—1950年负责通用汽车的财务工作，并从此成为了纳什汽车的主要支持者。我对此非常踌躇，为此，前往欧洲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踌躇的原因是我不认为我应该在杜兰特先生—无论方法对错—正在使用他所掌握的一切资源来维持通用汽车市值的时候，却仅仅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利益而卖掉通用汽车的股票。我在英国订购了一辆劳斯莱斯。我当时是想和我的夫人共同旅行，但是我后来没有取货，也没有去旅行。我于8月回到了美国，并发现形势巨变，通用汽车正处于紧急关头，于是我决定等待。

与1920年的业务衰退相伴的是股价的下跌。这些事和通用汽车绝大多数工厂的关闭一起标志着通用汽车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1920年11月26日皮埃尔·杜邦在给他时任杜邦公司总裁的兄弟伊雷内·杜邦（Ire）的信中，记述了导致杜兰特先生辞职的一系列事件。

亲爱的兄弟：

最近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一些事务的发展让我觉得有必要依据我的笔记以及我尚还清晰的记忆将过去两个礼拜的事情记录下来。在记录这些事情之前，我先就我以前对杜兰特先生的了解写几句话。

从我几年前认识杜兰特先生开始，直至1920年11月11日止，他从没和我谈起过他的私人事务。当杜邦的2500万美元的资金进入通用汽车并获得了稍微超出半数的股票时，杜兰特先生告诉我，他—可能还有他当时的家庭—也拥有差不多数量的股份（包括他在雪佛兰公司—通用汽车的控股公司—的股份）。当时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杜兰特先生的大多数股票都被掌握在经纪人手里，但是当时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方便起见。我确信，如果当时杜兰特先生的股票是借来的话，那么当时他根本就没有提及此事。从我们收购股票到去年春天的时间里，我不时听说杜兰特先生允许华尔街借用他的股票。我还了解到他偶尔也会直接买入股票或者建议别人购买。由于他的财富似乎很多，所以我从未想到过他会采用完全支付之外的方式购买股票，或者购买超出他的支付能力的股票。我从不记得他曾提到过他曾抛售过股票，也不曾提到过曾购买过股票—他现在正在这样做。我从未唆使过杜兰特先生去做任何他向我提到的关于控制股票或市场的事情。实际上，无论泄露一点什么消息都只会让市场受挫而不是受到刺激。但是，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杜兰特先生从未和我提起过任何私人事务，而股票运作似乎绝对不应该是一项私人事务。我有一种强烈的印象，而且也得到了拉斯科博先生的证实，即1920年春天杜兰特先生在股票市场上已经没有什么动作了。我猜可能是他已经没钱了，尤其是在经纪人户头上没钱了。当通用汽车与摩根公司联合成立辛迪加之后，我认为由于双方基本上不可能独立行动，所以杜兰特先生应该不会在股票市场上有所行动。近几个礼拜，杜兰特先生认为摩根辛迪加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以挽救股市，他似乎准备采取行动，对此我非常失望。我不赞成这种半边的行动，不过我也不能够确定杜兰特先生是否能够将这一行动付诸实施。事实上，我认为他这次为维持股价而购入股票的数量肯定比他预想的要少，而且他的朋友也只不过是帮他临时存一存这些股票而已。我很确定在11月11日之前杜兰特先生既没有在股票市场上有所动作，也没有借钱。

除了这些成见之外，最近还流传着杜兰特先生在做投机的传言。我和拉斯科博先生都认为自从收购了通用汽车的股票之后，摩根公司就对杜兰特先生的运营状况不甚关心了。摩根公司有很多机会就上述问题向杜兰特先生质疑，而我感觉窥探杜兰特先生的事务不应该是我的职责。但是，过去的6个礼拜里，摩根公司的德怀特·莫罗（Morrow）先生向我和拉斯科博先生几次问起过杜兰特先生的私人事务，尤其是他在股票市场上的可能行为。对此我们回答，我们对他的私人事务一无所知，而且他从不信任我们。我建议莫罗先生单独向杜兰特先生询问，我们认为杜兰特先生肯定会坦诚地回答这些问题。所以，1920年11月在莫罗先拉斯科博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杜兰特先生，还有我4个人开了一个会。在会议中我提出，同为通用汽车的股东，了解彼此的情况是非常公平的。我告诉他们，杜邦公司所拥有的通用汽车和雪佛兰的股票一直都被握在杜邦公司的手中。杜邦从来都没有买卖过股票。我还指出，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借钱买过通用汽车的股票，我的股票都握在自己手中，而且近期也没有买卖过股票。我还指出，就我所知，杜邦公司的人都没有借钱买过通用汽车的股票，也没有采取任何操作。莫罗先生指出，摩根公司和他们的朋友所购买的股票都还在手中，而且也没有打算抛售。我不记得杜兰特先生曾做过肯定的讲话，但是他没有给出任何关于他曾借钱购买股票或在市场上操作的暗示。莫罗先生直接问他是否听说过股价在下跌，他的回答是“没有”。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所持有的股票和我们的一样没问题。由于了解杜兰特先生以及他天生的怪癖，我并不认为他是在故意欺骗我们；但是莫罗先生并不那么宽宏大量，我认为他肯定因为杜兰特先生没有对我们坦诚相见而腹诽不已。

就这样到了1920年11月11日，礼拜四。拉斯科博先生和我没有任何准备地被杜兰特先生邀请去共进午餐。午餐中杜兰特先生说他已经被告知，“那些银行家”已经要求他以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身份辞职，而且他也同意这一要求。他决定“遵守游戏规则”，因为无论是公司还是他自己都“握在银行家的手里”，只能遵命而行。我当时对他的话表示异议，解释说，和我们庞大的运营资金及其他资产或者从公司的现金结存或财务预测相比，我们借款的数额只是稍稍超出了谨慎的范围。我们的银行家伙伴同意这个意见，并且认为我们在运营清算完成之前偿还贷款方面不存在困难。杜兰特先生说他在为他个人的财务问题而忧虑，但是又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而且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咨询的机会，不过这一点在当时显得并不必要。但是，午餐之后，拉斯科博先生仔细回味了杜兰特先生语焉不详的话中的潜台词。第二天拉斯科博先生问起杜兰特先生的情况，尤其是他的债务是否达到了“600万或者2600万美元”时，杜兰特先生的回答是他还得调查调查。拉斯科博先生和我于礼拜五（12日）离开了纽约，并直到下一个礼拜二（16日）才返回。我们在早上来到杜兰特先生的办公室，决定搞清楚他的真实情况，因为我们事先的交流认为，如果杜兰特先生的私人事务与此事牵涉严重的话，就可能会间接影响通用汽车公司的声誉。那天杜兰特先生非常忙，接见人，接电话，频繁进出办公室。因此，我们耐心地等待了几个小时（午餐时间除外），直到下午四点钟杜兰特先生才开始为我们提供能够反映他当前情况的数据。我们用铅笔做了一个备忘录，记录了他在银行的贷款。据我们根据他的叙述的整理结果来看，他的债务达到了2000万美元，大概都放在了经纪人的账户上，表现为130万股向别人借来的股票，还有一些不知数量的属于杜兰特先生的抵押品；另外，杜兰特先生估计他个人还欠银行和经纪人1419万美元的债务。杜兰特先生目前还拥有300万股通用汽车的股票—这当然不包括别人的那130万股。杜兰特先生说他自己没有私人账目记录，因此很难准确地给出总债务数额，也很难分辨哪些是他自己的纯粹债务，哪些是抵押的借款。显然，他手边也没有经纪人账户的情况。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整个账目混乱不堪，而且似乎非常严重。杜兰特先生承诺一定询问他的经纪人以争取得到一些正面的消息。

礼拜三（11月17日）我们调查了经纪人账户，发现该账户已经收到了于当天进行结算的指示，所以那天没有什么进展。与此同时，结算书写得不清不楚，拉斯科博先生和我只能不情愿地相信这份结算书的准确性。无论如何，当时的情况都已经足够地严重，以至于我们必须考虑制定应急方案了。我们决定，为了扭转危机，可能需要组建一家公司来接管杜兰特先生的股票，并用2000万美元的债券作为给债权人的抵押，而杜邦则需要增资700万美元甚至是1000万美元用于股票市场以缓解清算压力，并支付部分欠款。

礼拜四（11月18日）开始处理那个经纪人账户问题。那一天都在忙着做那个能够得到杜兰特先生认可的结算书。但是，除了经纪人账户上有的记录之外，那个结算书实在称不上准确无误。根本无法证实那个结算书包含了这个账户的所有活动。在银行贷款方面以及涉及杜兰特先生出借抵押品的辛迪加账户记录方面都不清不楚。无论如何，礼拜四下午最终还是根据那些数据做出了一个概要表并交给了打字员。大概在那个时候，杜兰特先生将拉斯科博先生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摩根的一些合伙人很快会过来拜访，他希望我们在场。我们告诉他在我们和摩根公司眼里，他的地位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也无法和他及摩根公司的伙伴们坐在一起开会—除非他同意也向他们做一个完整的结算。他不同意这一点，我们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大概在6点半，我们打算回酒店的时候碰到了莫罗、托马斯·克池兰（）和乔治·惠特尼三位先生，其中惠特尼先生已经答应和杜兰特先生在晚上9点碰面。莫罗先生将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他们想和我谈几分钟。于是我和他及他的同事回到拉斯科博先生的办公室。我问杜兰特先生是否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完整的结算单，对此莫罗先生回答“是”，并给了我一份。紧接着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讨论，摩根的合伙人概要地阐述了整个事件的极端严重性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灾难—杜兰特先生的失败可能还会导致几个经纪人以及一些银行的失败，特别是还可能涉及华尔街两只股票股价的大幅下跌。莫罗先生认为他将放弃约定而在九点钟回去，我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我们的谈话不超过半个小时。我和拉斯科博先生回到酒店后，在指定的时间来到了摩根三位合伙人的房间。拉斯科博先生向莫罗先生简要地介绍了我们的计划，表示杜邦愿意在这种几乎绝望的境地下仍然从物质上为通用汽车提供帮助。莫罗先生表示，鉴于当前恶劣的市场情况，这个计划几乎无法执行，因此他建议我们向银行借贷2000万美元以平抑杜兰特先生的可能债务。拉斯科博先生和我认为我们可以提供7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足够的抵押以推动这一项目。摩根的合伙人对于杜邦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帮助赞扬有加，克池兰先生说：“这个国家有两家真正的做企业的企业，这就是杜邦和摩根。”

匆匆忙忙吃过早餐之后，我们全体休息了几小时，并于上午9点半继续工作。摩根公司的先生们在当天（11月19日）晚上5点之前从纽约主要的银行募集了2000万美元。同时，应急计划建议给杜邦公司8%的优先股以补偿杜邦公司的现金投入，80%的普通股以补偿杜邦公司的抵押财产……当天杜邦财务委员会开会并决定将这80%的普通股和杜兰特先生对半分配，这样杜邦占40%，杜兰特先生占40%，银行占20%。这就是最终形成的处理方案。尽管礼拜六（11月20日）关于此事已经流言四起，但是直到礼拜一（11月22日）才公开这一方案，这时摩根公司已经开始收集股票。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摩根的合伙人发扬了非常伟大的精神。他们全心投入，起劲地工作，并且一开始就表明他们不要求补偿。他们的速度和成绩一样令人佩服。整个交易共涉及6000万美元甚至更多，但是他们不到4天就完成了整个计划和实际工作，而且其中还包括礼拜六和礼拜天。

1920年11月30日，杜兰特先生辞去了通用汽车公司总裁一职。

我曾采用各种方式对杜兰特先生进行评价。我认为，在通用汽车扩张与商业周期发生冲突这件事上，拉斯科博先生的责任比杜兰特先生更大。拉斯科博先生竭力推动扩张，并为扩张带来的问题埋单，而杜兰特先生的管理让这一切更加失控。我听说杜兰特先生于1919年晚期开始对宏观经济形势持悲观态度，但是我没有发现相关的记录。记录表明，杜兰特先生和拉斯科博先生都是乐观膨胀主义的强力支持者。似乎他们只在应该将钱投向哪个领域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

不妨考虑如下事实：1921年杜兰特先生将他在公司的权益回售给杜邦公司。为此他得到了23万股通用汽车的股票，当时的市值大约为299万美元。杜兰特先生如何处置这些股票就不是本书所关心的内容了。不过，如果在他于1947年3月19日逝世之前就一直持股不转手，这些股票的市值将达到25713281美元，加上分红，他将总计获得27033625美元。

让我们回到1920年。国家经济的衰退以及对公司的冲击、管理的失控、杜兰特先生的离职，共同动摇了公司的基础，并开创了公司历史上的新时代—这也是我的主要股市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