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第六幅 记忆需要营养（第2页）

吴自爱是一位教数学的女教师。当时大约三十多岁。我和她不是一个教研组的，也从未教过同一班级，只打过招呼，没有过交谈。她很傲气。确实是他们那一派群众组织里敢说敢为的一位，很不好对付。但她怎么会是“黑手”呢？

我听了“战友”所透露的“好消息”，虽然多少有些将信将疑，但总体反应，竟是胸臆大快！呀！好啊！军宣队既然揪出了对方群众组织里的“黑手”，那等于就宣布他们那个组织整个儿站错了队，而这也就反证出我们这个群众组织属于“路线正确”！

在军宣队召集师生大会之前，吴自爱就被隔离起来了。终于开大会了，军宣队长厉声宣布：“现已查明，国家旅游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巫竞放，是重庆国民党区分部的委员，他通过他的侄女吴自爱，破坏我们学校的**。现在我向广大革命师生宣布：巫竞放和吴自爱，就是伸向我校的罪恶黑手！”

我一下子蒙了。吴自爱是巫竞放的侄女？！啊，一定是吴自爱嫌“巫”不好听，早把姓氏改成“吴”了。但巫竞放明明是延安干部，是重庆地下党，他怎么会是重庆国民党区分部的委员呢？他身为国家旅游局的干部，犯得上来操纵一个中学的运动吗？……

耳边响起轰雷般的“打倒巫竞放！”和“打倒吴自爱！”的口号声。我只能是举拳跟着喊。

第二天，先召开背对背的大批判。我惊讶地看到，吴自爱那一派的成员，批判她的力度，那声嘶力竭的吼叫，竟超过了我们一派。宣布再过一天就把她揪出来示众，让她当众交代巫竞放通过她破坏我们学校运动的所有罪行！

但是，就在那一晚，她趁看守她的女教师实在忍不住打瞌睡，找到一瓶杀蚊子的“滴滴畏”，一饮而尽。揪斗她的会没能开成，只能是高呼一通“吴自爱自绝人民罪该万死！”的口号。

没等到真相大白，没到“文革”结束，我就为自己乍听到“吴自爱是黑手”的消息时那种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的状态，而痛觉羞耻，深深忏悔。

即使她不是巫竞放的侄女，即使她真有军宣队不能容忍的观点与作为，她是一条命啊！对待一个生命，怎么可以随便圈禁起来？怎么可以粗暴对待？她为自己的尊严不惜饮药自尽，为什么还要对她“批倒批臭”？而我，怎么会仅仅因为她的揪出能以使“对立面”失势，就那么样地欣喜若狂？我还是我自己吗？我人性中的恶，怎么会膨胀到如此程度？难道可以全推到客观政治形势上头吗？

5

吴自爱自杀不久，父母因为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两派武斗，已经无法在那里生活，跑到北京住到姐姐家躲避。我跟他们说学校里有个女教师自杀，他们听了很麻木，因为他们那个学院里运动起来后也有人自杀。但是，我不得不压抑住不忍之心，告知他们这事跟巫竞放有关系。母亲当时一语未发，但我从她表情上可以看出，她非常痛苦。父亲只简单地说了句：“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父亲把他内心的东西隐藏得很深。他不愿意就此再说什么。我也就再没说什么。

不久父母回到张家口，他们那所学院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在前期运动里被人忽略的父亲，这次终于被揪了出来。据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早有思想准备，因为如果这个世道连巫竞放也不放过，那么，他的被揪，实在是顺理成章——父亲在重庆海关时，尽管海关本身不容许党派公开活动，但国民党政府以“高级技术人员培训”名义，将父亲那样的海关高级职员短期借调出去集训，在集训中不管你个人意愿如何，一律集体加入国民党。（尽管他一解放就跟组织上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把“文革”视为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最高指示”一出，那么这笔历史旧账立即严加重罚。）

我的父母总算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巫竞放伯伯却在1975年病故。在已经是海关职员的情况下，他究竟是怎么到延安去的？又究竟是怎么回到海关工作的？他究竟是否曾为了开展地下工作方便，在党组织批准下，获得重庆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的身份，以有更好的保护色，还是那个说法完全是运动中整他的人对他的无端诬陷？究竟为什么我们学校的军宣队会把他说成是伸向我们学校的“黑手”？……我心中至今梗着许多的谜团。但有两点我心里是明白的：吴自爱不知道我家跟巫竞放家的关系，而且，即使那时吴自爱见到巫竞放（应该是她叔叔），讲到些学校里的事情，巫伯伯也并不知道我恰好与他侄女在同一所中学里任教。

吴自爱死了以后，学校里很少再有人提到她。在她死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回我见到一位男子，推着个自行车，低着头往校门外走。有同事在我身边低声告诉我，那是吴自爱的丈夫。军宣队和革委会刚找他谈过话。那位男子现在应该还健在。他们有孩子吗？如果有，应该已经很大了，或者早有第三代了。想到这些受到伤害的生命，尽管吴自爱之死与我并没有关系，我却愿再一次向他们忏悔——我不该在听到将她揪出时，一度那么样地狂喜。

巫伯伯，除了他的至亲，如今又有谁还记得他呢？这曾是一个充满理想的生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能进入海关工作，薪酬福利都是颇高的，相对于动**的社会其他方面，海关是稳定、舒适的一角。但是巫伯伯和巫伯母毅然中断了那样的生活，自愿投奔了延安。他们后来重返海关，而且是到重庆海关，显然是组织上给予的任务，处境其实是万分凶险的。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高兴地迎来了新中国，看到一个驱逐掉西方税务司的人民海关的创建。但是打击一大片的“文革”却把巫伯伯也搭了进去。在我父母留下的老照片里，还能找到他的遗像。我们两家曾经非常亲密。

6

真的不记得，巫伯母和巫丹丽是怎么找到劲松我家里的。

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出了名。出名的人总是在明处，不难找到。

记忆需要营养。其中一种营养是勇气。

那次劫后邂逅，我本应积极应对，本应留下很深的印痕，却到头来，模模糊糊。

只记得，母亲和巫伯母面对面时，没有“惊呼热衷肠”，平静得有些可怕。

记得巫伯母说，巫伯伯在1979年得到平反。她呢，那时是老干部处处长。解放后她似乎从来都并不与巫伯伯在一个单位。她也当领导。她最后担任老干部处处长的那个单位是什么单位？我没有留下记忆。

还记得，巫丹丽嗓门还是那么粗那么大。她说，父亲平反以前，她备受歧视，但是她顽强生存。她和她母亲后来似乎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她“文革”初期似乎参过军，后来父亲被打倒，部队把她清退了，回到大院里，也没人给她分配个工作，她就自己找事情做。比如秋天大院里的人们都要吃苹果，总务部门用大卡车运来苹果，没人有耐心分发那些苹果，她就主动去为大家分苹果。她分得很仔细，大小、好赖，包括颜色深浅，她全分配得很均衡，体现出最高程度的公平，于是，开始赢来一些人的好评、好感。

但是，她到我家来时，究竟又从事什么工作呢？似乎穿着军装，但我现在不能确定。

我是怎么回事？因为出了点名，就把她们母女不看在眼里了？

确实不是。

那一天在她们面前，我心灵备受煎熬。

我要不要跟她们提起吴自爱？那应该是巫丹丽的一位堂姐。

母亲和巫伯母形成一个谈话区，巫丹丽和我是另一个谈话区。我一心二用，偏着耳朵听母亲说话。也许，母亲会想起我们学校的事情来？但是，母亲只是跟巫伯母讲父亲1978年去世前的一些事情。母亲肯定把吴自爱什么的忘记了。那也确实不应该由她来记忆。

几次，关于吴自爱的事情，话都到了嘴边上，我又将其吞回去了。

那天，直到巫家母女告别，我始终神情恍惚。我没有说到吴自爱。她们告别时，强调以后要经常联络，母亲积极响应，我也频频赞同。她们离开后，母亲和我感叹了好久。母亲还是没有想起吴自爱，我也绝不提及。

7

后来，我并没有跟巫伯母和巫丹丽保持联系。

我也很少再忆及与巫伯伯一家，包括吴自爱的事情。

保持记忆，真不是件简单的事。忏悔就更不简单。

往往是，任有过的事情成为一片空白，最安全，最稳妥。

但是，个人保持记忆，是生命尊严的核心。集体保持记忆，是民族活力的源泉。

应该给记忆以必要的营养。

找出一幅我的静物画。芍药花十分美丽，也十分脆弱。无论是地栽的，还是瓶插的，开放的芍药花停留的时间都很暂短。但是，如果给予充分的营养，心上的芍药一旦开放，应该如这幅画一样，把曾经有过的定格在牢固的记忆里。

2009年3月17日完稿于北京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