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心法七 心急难吃热豆腐缓中养得真功夫（第2页）

曾国藩由事物的生长道理，联系到治学、练习书法也当如此，他以练字须下苦功，不可求速效为例，教训他的弟弟说：你临柳帖《琅碑》，如果学其骨力，就会失其结构，有其间架结构，就会掌握不住它刮摩的功力。古帖本来就不好学，而你学习不过半月时间，怎么能各方面都掌握住，收效那么快呢？

我以前学颜柳帖，每一次临摹就是数百张纸，可仍是一点也不像。我四十岁以前在北京所写的字，骨力和间架都不好看，自己都感到太不好而自觉惭愧。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经过八年之久，数千张纸的临摹，才有了一些进步。今天你用功不满一个月，哪能一步登上神妙的境地呢？对于一切事情都要下一番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不可求很快出名，很快就见成效。以后每日练习柳字百个，单日用生纸临，双日用油纸摹。临帖要慢，摹帖要快，专门在学其间架结构上下功夫。数月之后，手会变得越笨，字会变得越丑，兴趣也会越低，这就是所谓的困。困时切记不要间断，熬过这一关，就可有些进步了。再进再困，再熬过这一关，就会大有进步了，就会有亨通掌握之日。不仅是练字，做什么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好汉。我给你布置的功课并不多，每日练习一百个字，读五页《通鉴》，背诵熟书一千字（或经书或古文、古诗，或八股试帖，总是高声朗诵），逢三日做一篇文章，逢八日做一首诗。这些课非常简单，每日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可做到，将看、读、写、做四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余下的时间你可自己进行安排。进而，曾国藩更深刻地体会到，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他说，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曾国藩并引古代的事体来谈自己的体会。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做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做之，做之不止，乃成君子。做必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然而，这种“强做”，绝不是急于求成的揠苗助长，而是大功之前的奋力营造。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要有一个过程，不可求快，因为太快容易摔倒；也不能太慢，太慢容易让人抢先。要想掌握快慢结合的节奏，要看两点：一是时机，二是实力。曾国藩知道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因此自己在获取成功的过程中，牢记“欲速则不达”。

即使自身具备再优越的条件，一次也只能脚踏实地地迈一步。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然而，很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后，却把这么简单的道理忘记了。他们总想一步登天，恨不得第二天一觉醒来，摇身一变成为比尔·盖茨一样的成功人物。他们对小的成功看不上眼，要他们从基层做起，他们会觉得很丢面子，他们认为凭自己的条件做那些工作简直是大材小用。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但又缺乏踏实的精神，最终只能四处碰壁。

可见，要想获得事业的成功，就要先去掉身上的浮躁之气，培养起务实的精神，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基础打好了，你事业的大厦才可能拔地而起。

戒掉浮躁之气并不困难，只需把自己看得笨拙一些。这样你就很容易放下什么都懂的假面具，有勇气**自己的无知，毫不忸怩地表示自己的疑惑，不再自命不凡，自高自大，培养起健康的心态。这有利于更快更好地掌握处理业务的技巧，提高自己的能力，还能给上司和同事留下勤学好问、严谨认真的好印象。

拥有笨拙精神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控制自己心中的**，避免设定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目标，不会凭着侥幸去瞎碰，也不会为了潇洒而放纵，而是认认真真地走好每一步，踏踏实实地用好每一分钟，甘于从不起眼的小事做起，并能时时看到自己的差距。

认真扎实地去做基础工作，是培养务实精神的关键。越是那些别人不屑去做的工作，你越要做好。工作能力是有层级的，只有从基础做起，处理好小事，才能打好根基，培养起处理大事的能力。

你还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如果小有成就，也不需太得意，如果遇到挫折，也不要消极失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会使你更加关注自己的工作，并集中精力做好它。

此外，还要切忌急于求成。事业的成功需要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急于求成可能导致功败垂成。

不管你从事哪一行哪一业，成功都自有其既定的路径和程序，一步一步地来，成功自然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想一步登天，成功就会跑得比你更快，你永远都追不上。

做事不能太过理想化，更别奢望一步登天。当事情短时间内未见成效时，不要心灰意冷，中途放弃。凡事应按部就班地来，须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瓜熟蒂方落。当然，事事都较别人慢半拍，显然也是难以担当大任的。所以，我们在做事时要懂得调和急缓，这也是事业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

主次分明断出缓急，抓住关键分出轻重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主次分明，分出轻重缓急，永远是做事的原则。你要想获取成功，最好不要面面俱到，只要从一个方面突破，就可以大有收获。对此，曾国藩的见解是：“抓住关键，收纲举目张之效。”

想要成功的人在做事时，一定要能分出轻重缓急，不要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缠不休，否则既浪费了时间精力，又耽误了重要的事情。

一位代理国外名牌的中年成功人士在讲述他成功的经营经验时说：走群众路线是综合性大商场的做法，他走的是贵族路线。他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80%的钱掌握在20%的人手中，因此，抓住这20%，就抓住了80%的财源。

是的，这是一个哲学论题的实证，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泾渭分明，直奔主题，确实是许多人成功的经验之一。

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军与湘军已几决雌雄，各有胜负。然而太平军还控制着南京及与南京相关的长江上游安徽等重要市镇。如何把握下一步战局的有利发展，是对曾国藩的一个重大考验。曾国藩以为，凡事必抓关键，而这个时期的关键就是要夺取安徽的重要据点。

攻克武昌后，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然后按照李鸿章所讲之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经营的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守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迭挫清军。所以，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曾国藩采纳了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9月末），曾、胡商定了三路进兵计划：都兴阿、多隆阿、鲍超、杨载福沿江东进，围攻安庆为第一路；曾国藩攻太湖、潜山、桐城为第二路；胡林翼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为第三路。咸丰帝听了别人的建议，害怕湘军会把安徽的太平军逼向淮北，令曾、胡改变战略计划，而曾、胡并未接受，曾国藩反而亲领围攻安庆的第一路军，第二路军调多隆阿、鲍超统领。当各路人马会齐，便发起对太湖的进攻，打响了湘军反攻安徽的第一仗。

湘军入皖早为太平军所注目。当战争在太湖发生后，陈玉成于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率水军增援太湖，扎营七十余座，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胡林翼闻讯也迅速由黄州进驻英山，并向曾国藩告急，建议集中兵力打击陈玉成的援军。曾国藩同意了胡林翼的建议，但并不放弃进攻安庆的计划，提出让李续宜、曾国荃增援太湖。李、曾二支人马尚远在湖南和江西，无法马上应援。因此，进攻太湖和阻击陈玉成的援军，仍旧只有多隆阿、鲍超率领的第二军，另有曾国藩派去的朱品隆、李榕的少量湘军。

胡林翼知道太湖的这一仗是关系重大的战役，必须有正确的指挥，于是让多隆阿担任太湖战役的总指挥。多隆阿是满洲正白旗人，福州副都统。曾参加过堵击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战役，作战勇敢，强悍而又傲慢，对汉官、汉军尤为轻视。这次会攻安徽，曾国藩虽是统帅，但他却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正因为如此，多隆阿担任进攻太湖诸军的总指挥，湘军诸将也不乐意配合。

第二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是鲍超。鲍超在太湖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也因此名声大振。鲍超，四川奉节人，字春霆。是湘军中的一个传奇人物，其父为绿营士兵，在鲍超幼年时即战死军中，其母亦丧。十余岁时到四川峨眉山清虚观为道士打柴挑水，他为人爽直、做事卖力，深得道长喜爱。在清虚观几年，竟学到了道长的真传武功。道长欲留他在观里，但鲍超却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到了成年后便下山投了清军。时值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鲍超被发往广西，选入向荣的亲兵营。永安一战，他身负重伤，留在了广西，与姓韦的女子结了婚。伤好之后，他领着妻子到湖南追随向荣，结果没有追上向荣，却遇上曾国藩招兵。当时，鲍超身无分文，携着妻子走投无路，几乎走上自杀的绝途。曾国藩试了他的武功和谈吐，知此人不识一字，却有一身蛮力和武艺，乃留下他做了湘勇的一名教练。后入塔齐布营，数战之后，以勇悍闻于湘军。后编练湘军水师，曾国藩让他做了水师哨官，是杨载福长江水师的前锋船。参加了洞庭、岳州、金口、武昌、田家镇等战役。每战皆立功，破田家镇拦江大锁，他的功劳尤大。战后，被提拔为营官。

曾国藩家居期间，鲍超留湖北，属胡林翼。多次战斗，战功卓著，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认为“布衣知己，尝以弟呼之”。并改鲍超所部水师为陆师，招长沙勇3000，号“霆军”，转战安徽、湖北等地，屡与陈玉成及捻军作战，在农民起义军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最为凶恶的强敌。这次参加会攻安徽，他以参将衔为第二路军主要将领，率众六千余人。

陈玉成领兵援太湖，鲍超主动要求打援。多隆阿让他率本部人马到太湖东北的小池驿驻扎，阻止陈玉成进兵太湖。仗打起来后，鲍超抵挡了陈玉成的全部援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他离诸军距离很远，成了一支最孤立、最突出的挨打部队。他屡向多隆阿要求增援，多皆置之不问。结果，他的部队死伤过半，被陈玉成团团包围。

鲍超坚忍不拔，在包围圈里往往率队主动出击，使陈玉成的数万军队一时战不胜他。一次夜间，他乘太平军连日围攻疲惫之时，率军摸进敌营，发起突袭。太平军在睡梦中突遭袭击，不知是何军杀来，几被其击溃。幸赖陈玉成挥军迎战，才免于溃败。

鲍超坚守二十余日，直至胡林翼派金国琛、余际昌率领万余援军赶到，鲍超率军从堡垒中尽数杀出，里应外合，打败了陈玉成的数万军队。陈军的大批粮草、辎重被夺被焚，败走天京。湘军趁势夺占太湖，进围安庆。

由于鲍超的苦战，阻住了陈玉成的大军，使太湖一战取得胜利。战后，鲍超及其“霆军”声名大振。咸丰帝闻报，加封提督衔，并赏假回籍养伤、省亲。待他假满之后，曾国藩、胡林翼令其募勇万余人统带，成为湘军中最主要的一支大部队。

这时，曾国荃、李续宜也率军由湖南赶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藩围攻安庆，攻夺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阻击太平军对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塥，策应各路军，是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此，安庆被湘军和湖北军紧紧包围，内外联系中断，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被攻陷为止，一直处于湘军包围的困境中。

曾国荃一军在安庆到底还能否坚持下去？会不会攻安庆不克而反被太平军吃掉？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有的人提出要先求稳后求胜，不如将曾国荃一军先从安庆城外撤走。连胡林翼也一度失去信心，对于继续围攻安庆发生了动摇。

曾国藩感到从各个方面来的压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今春以来，艰难万状，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之外。江西被陷一府五县，湖北被陷二府十一县，皆所以牵制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湖北腹地。又有人主张弃皖南之防退保江西。鄙意皖围万不可撤，否则江北之贼将一意上犯湖北，皖南之贼将全力进攻江西。所以，他始终坚持要继续围攻安庆，认为能否攻克安庆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其他的都可以放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上进行考虑。他说：纵使武昌有疏失，安庆之围仍不能退。因为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武昌纵失尚可复得，而安庆一旦弛围，将不可复得。无论武昌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攻扑安庆围师，即使武昌失守，陈玉成亦必是以小支驻守，而以大部队回扑安庆，甚至弃鄂而不顾。去年李秀成等弃浙江而回攻江南大营，曾经得手，现在陈玉成必定又是故伎重演。因此，无论武昌能否保住，总以陈玉成回扑安庆时，湘军能否守住壕垒，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昌即使失守，也可由李续宜等重新收回，这样乾坤必有转机。安庆之壕垒不能守，即使武昌保全，贼势亦必复昌，则是乾坤没有转机。

他还特别对曾国荃说，安庆之得失，是关系曾家气运的一大关键，也是关系大清王朝安危的一大关键。他要求曾国荃在安庆无论遇到什么险恶情况，一定要设法坚守起码5天的时间，在5天之内，他一定会派援军前来救援的。

曾国藩所说的援军，主要是指他从皖南抽调出来的鲍超一军。还有胡林翼从太湖大营和鄂皖边界地区抽调的成大吉部湘军近万人。把围攻安庆作为当时战事的关键来抓，可以说是曾国藩看得准、有眼力，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强，而顶住各方面压力，克服极端的艰难险阻，坚持安庆之围不撤，则更体现了曾国藩在关键问题上的主见性、不妥协性以及那种战胜险恶的坚韧精神。

可见，能把握分寸，“就重避轻”，这是很多成大事者必备的重要素质。

不过，面对同样多的事情，使用相同的时间，有的人做事卓有成效，有的人却乱七八糟。究其根源，正是因为后者做事没有章法，分不出个轻重缓急。而你呢？做事是否有头绪，是否会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