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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九 怀大志眼观天下视界低真没出息（第2页）

这就是气魄，一种强烈的要在商场上自立门户、纵横捭阖、开疆拓土、驰骋一方的气魄。

这种强烈的自主意识，还是胡雪岩能够不断开拓自己事业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想过自立门户，这个人只能永远原地踏步，或者说，跟着别人做一点小生意。

很多人不是没有想法，而是缺乏胆量，缺少自信，他们不敢接受改变，与其说是安于现状，不如坦白一点，那是没有勇气面对新环境可能带来的挫折和挑战。这些人最终只会是一事无成！

有这样一个寓言，说是一只青蛙每天都蹲在火山附近池塘中的一片浮萍上，它对此早已习惯，甚至懒得跳跃去捕捉面前的飞虫。当池塘中其他伙伴找到另一处“妙地”并纷纷前往之时，它依然高仰着头，甚至嘲笑它们。所幸，这只青蛙练就了“长舌绝技”，几乎不用挪动脚步就能捕捉到飞虫。

终于在某天，火山爆发了，池塘中的水被烧沸，沸水接触到了青蛙的脚，但它依旧一动不动。最后，这只青蛙只能活活灼死。

青蛙的可悲之处在于，它固执于自己的惰性，结果因“安分”而丢掉了性命。其实，逃命并不难，它只需轻轻一跳，就足以让自己躲过这场厄运。

很多时候，一些人又何尝不像这只青蛙呢？他们固守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以至于形成惯性思维，只知安于现状，绝不肯轻易转变，乃至于自己的人生停顿不前，逐渐为社会所淘汰。

在突飞猛进、竞争激烈的时代，太过安于现状，就会失去机会，失去竞争能力，从而失去成功的可能性。所以说，人不能一直停留在舒适而具有危险性的现状之中，要勇于突破自我，只有这样才能让人高看一眼。

毋庸置疑，人人都想拥有一片宽阔的人生舞台，但我们首先必须清楚自己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一个人活得没有志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人生目标。没有目标就好像走在黑漆漆的路上，不知自己将走向何处。而所谓的目标，就是你对自己未来成就的期望，确信自己能达到的一种高度。目标为我们带来期盼，刺激我们奋勇向上。当然，在为达到目标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可能遭遇挫折，但仍要坚定信念、精神抖擞。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做人应像胡雪岩那样，时刻让心中燃着一股斗志，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价值。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走上帝所赠予我们的路。这是一种幸运，不是吗？不管是遍地荆棘，还是到处是鲜花，我们都同样地来到这个世界。同呼吸，同看日出日落。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追求，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向往。而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应怀疑自我的价值。

如果个人对价值理念缺乏定向，往往会导致个人对现存社会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和不满，无法确信生活的意义而使自我迷失。每个人到了老年都会反省自己走过的一生，将前面的生命历程整合起来，评估自己的一生是否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是否已达成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如果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并且有价值的一生，便会觉得一生完美无缺、死而无憾，而且由经验中产生超然卓越的睿智，更能无惧地面对死亡。相反，如果否定自己一生的价值，便会对以往的失败悔恨，余生充满悲观和绝望。因此，不要怀疑自己，更不要否定自己！因为无论如何，世界上只有一个你，你是独一无二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别人否定你并不可怕，自己决不要否定自己。

诚然，每个人对于成功的追求都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你怎样解读成功、怎样定义成功，你都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没有目标、没有想法的人生，必然会一塌糊涂，必然会极度乏味、极度平庸。想要成功，你就必须把自己定位为成功者，并在这条路上矢志不移地走下去！要知道，是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还是人中龙凤，完全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胸怀大局审时度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命运与时势紧密相连，唯有胸怀大局观念、善于审时度势，才能挖掘出自己的全部潜力，成为命运的主宰。胡雪岩在他的鼎盛时期能纵横商场保持不败，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有于复杂局势中见出必不可易的大方向的过人眼光。

一项投资能否最终经营成自己的一道财源，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有全局判断的能力，要有能在整个局势的盘算中看出必不可易的大方向的眼光。能够“盘算整个局势”，能够看出整个局势发展的大方向，并知道如何“照这个方向去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才叫看得准。

所以说，一个人不能没有大局观念，而应看准大局，做出一番大事。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胡雪岩也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气候，就没有英雄成长的土壤和其他条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须能够驾驭时局，胡雪岩正是驾驭时局的典范。胡雪岩所处的时代为其成功奠定了一个前提环境。

胡雪岩生于1823年（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嬗变、纷纭复杂的大变动时代。

首先，国家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虚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异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未因此受到威胁，相反，在与异族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固步自封。近世前期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和抑商政策，中国错过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龚自珍语）的封建末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18岁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绿营，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2100万元赔款（不包括600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10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2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奠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张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做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着传统的农本商末观念，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自汉朝以来，即有轻商的传统，以后各朝均奉行不变。传统的崇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导致了“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本修则民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方面，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乐道、黜奢尚俭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竞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因而导致了从商获利成为了一种趋向。

另一方面，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泛传入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即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商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仅有这一条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事大局，这一点是胡雪岩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驾驭时局，首先体现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

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代的走向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势有一特殊驾驭本领时，我们的意思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招，从容应对。一旦和在纷乱时势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