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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生命的皈依梁和平的思想从哪里来（第2页）

“你的问题都是自找的。”这是当年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曾对我说过的话。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说的对。确实我给自己寻了太多的痛苦和烦恼；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与同代人相比，我是个不幸的“幸运儿”。没有下过乡、插过队；没有参过军、打过仗；没有当过工人、吃过苦……一切人生磨砺都未曾直接与我有缘相会。这对于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不幸”地少了点什么东西。然而，从另外的角度上来看，虽说文革期间家里也曾有过一点风风雨雨；虽说社会的动**也耽搁了许多学业，但比起更多荒废了青春和生命的人来说，真又算是太幸运了。

文革后刚一恢复高考，我就读上了哈尔滨师范学校音乐班。两年师范专科学校的学业，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我的音乐艺术生涯，从此便由这里开始起航了。

大家都知道师范学校培养的对象是未来的中、小学教师。因此，对于一个学习音乐的学生来说，专业水平的高低并不重要；而样样都能才是学校培养的目标。因此，学校为学生们配备了各种专业的老师，有乐理、键盘、声乐、舞蹈等。

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家庭音乐条件而又酷爱音乐的人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好像在天堂。第一次面对着可以经常触摸到的钢琴和可以任意去演奏的新的、大的（120贝司）手风琴；第一次从学校保存下来的一大批老外国78转唱片中，欣赏到陌生而又极具吸引力、令人震撼的来自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一批音乐家们的各类作品——在那个年代还能听到这些作品，纯属天意。这真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去回忆并感谢的岁月。我废寝忘食地似乎在与时间赛跑，似乎要把由于社会及家庭条件所耽误和荒废时间追补回来。许多同学在回忆我当年练琴时的情景，都觉得非常惊讶而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么疯狂的人！为此，我还曾被某个极左的班主任和某些极左的同学批判为走白专道路，临毕业时才勉强被批准入了共青团。

然而，奇迹终于发生了，仅仅两年师范学校的学业，我从一个完全不会弹钢琴的初学者，到可以演奏一些普通钢琴曲或一些即兴伴奏的准业余水平，而施丽玉、王敏算是我的第一任钢琴启蒙老师；之后再从一个业余的手风琴爱好者，达到了可以上台独奏的具有较专业水准的手风琴演奏者；同时，我开始逐渐活跃在哈尔滨的各种大小舞台上，直至考上中央乐团。而这一切无论他人或自己都觉得惊讶的成绩，只能归功于内心那股酷爱音乐、酷爱艺术的力量。因此我常说：爱——是人间最大的动力。一切人间奇迹的奥秘都在一个“爱”字里面。我有幸做了自己最喜欢的事。

人的一生，经常会有些命中注定的预示和暗示。1972年，前中央乐团（文革时期的样板团）为普及革命样板戏，近百人来到了哈尔滨。这个消息对于一个正处在迷恋音乐的癫狂状态下的我，那激动的劲儿就别提了。通过关系搞来张票并看了演出不说，还有幸地参加了中央乐团与黑龙江与吉林地方文艺团体的交流。当我坐在交流会场黑龙江展览馆后台的休息室，看着近在眼前的一个个仰慕已久的钢琴家们，比如石叔城、鲍蕙荞、许斐平等，我的心突然萌发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想的念头：“我要是有一天能和他们在一起工作，该有多幸福啊！喔！这简直是在做梦，想什么呢？”

但谁会想到，也许正是这个一瞬间的念头，或许惊动了掌管艺术的缪斯，才有了我后来的一切。梦——最终实现了。我考入了中央乐团！成为了同代人的佼佼者。

一到中央乐团，我便被直接分配到了乐团的独唱、独奏组。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社会背景和音乐专业背景的年轻人，能与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音乐家在一起工作，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而且，队里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也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我喜欢作曲和指挥，领导都曾有意安排我去音乐学院学习。但却由于我当时的桀骜不逊都一一放弃了。

记得当时放弃指挥的念头是因为，有一次领导对我说：“梁和平，你想做指挥很好，我也支持你。但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注意，在中国，指挥——就是领导。你要想当指挥，你就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你要平时严格地要求自己，要求进步，要求入党，不能太随便了，太自由了。这是我的忠告。”在中国当指挥没想到还有这些条件，还要受到这些可怕的约束，这我哪能忍受，就这样，我便放弃了我曾一度疯狂热于的指挥艺术。

还记得有一次，我向领导提出了一个试验“感觉艺术”的想法，就是想将音乐（听觉）与绘画（视觉）等综合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搞一个活动。结果领导对我说：“你这些想法并不坏，但太不现实了。我要明白地告诉你，如果你总想搞这些东西，我劝你最好是出国，资本主义社会是会接受你这些玩意儿的。在中国，是社会主义；你要永远记住：文艺是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一次次的忠告和告诫，也都成了我所思考的问题。

按理说，我应当非常珍惜这样的条件和机会，应当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按照乐团及领导的要求来去努力地工作，但不知为什么，我的行为却总是爱出轨，总是搞七搞八的；今天画画了，明天又练书法了，后天又研究什么政治啦、历史啦等等，以至领导或同事们常说我不务正业。当然，听到大家这样说，我也很委屈，也很不服。想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一切压制和打击都未改变我的想法。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渐渐地开始思考关于生命的问题。用我的话说：一切勇气都是来自生命的艺术。艺术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伴随着矛盾、思考，直到后来这个独唱、独奏组解体，我也就彻底解放了、自由了。

梁和平说：为了思想而思想的思想　是毫无价值的思想

我常说：“为了思想而思想的思想，是毫无价值的思想。”人所谓的思想，不就是为了想通一些事吗？人就是因为有矛盾、有痛苦、有麻烦、有问题，才去进行所谓的思想。想通了，就应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我们把思想当作一个形式化的东西，那就毫无意义了。我不是什么思想家，也不是什么理论者；无论我所想的，还是我所写的，只不过就是为了想通、想明白一些事；如果不这样，我真的不知该怎样面对自己、面对矛盾、面对痛苦、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未来。

我们的本来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是谁把我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一直是我放不下的念头。我是个绝对忍受不了糊里糊涂地生活的人。凡事都要问个清楚，问个明白。寻求不到事物的本质，我是决不会罢休的。因此，在我经历了许多来自精神上的痛苦之后，我不得不踏上了所谓思想之路。因为我知道，只有在这条路上行走，我才能找到方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生命。所以我始终认为：每个人不论地位高低都应当有思想，就像人人都应当锻炼身体一样。但思想不是标榜，也不是炫耀，更不应当成为一种职业。

思想——能帮助我们克服人生的困难；

思想——能为我们减少人生的痛苦；

思想——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思想——能让我们的生命更鲜活、更乐观、更快乐、更幸福。

但唯有思想不能成为思想。

人生有太多不得不说的“废话”

记得十多年前，有记者向我采访崔健。当问及崔健的歌词所表现的内容时，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看来，崔健的所有歌词，都是一些不得不说的‘废话。’”因为，崔健从来都是非常在乎他音乐的。

世界和人，本来是简单而又单纯的。是谁将这一切变得如此复杂？我举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一个A先生请另一个B先生去家里谈事。当然，不能空聊而不喝点什么。于是A先生，便从酒柜里拿出了一瓶威士忌。当A先生将威士忌斟给B先生喝上一口时，B先生突然将威士忌吐了出来（B从来未喝过威士忌），并脸色难看地对A先生说：“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喝？你不是在害我吧？”此时，这个A先生一下子被B先生的举动搞短路了，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接下来，A先生向B先生去解释威士忌，便成了开始谈话的主题了。

是的，我们的麻烦、我们问题、我们矛盾真是太多了。我们是否浪费了太多的生命；我们是否欠了太多生命的债；我们一生中说了有多少不得不说的“废话”；我们是否应通过思想更该使自己变得简单一些。

我曾对人生有过这样一个勾勒：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先是白；而进入到社会时，便开始浑浊起来；当经历了一切而又再回来时，就成为结晶了。

白与结晶，有着最本质的不同。白——是不透明的；而结晶——则是透明的。

一个只有白，而既没有经历过浑浊，也没有达到结晶的人，是个可怜的人。

一个从白到浑浊，却没有回到结晶的人，是个可悲的人。

而只有从白，到经历了浑浊，再回到结晶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个活通了的人。

也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活通了、活明白了，这个人才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有一些所谓老顽童，大概就属于这第三种人。

思想的通道

是不是只有人这个所谓高级动物才拥有思想，我们并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毋庸质疑的，那就是：思想，一定是上天馈赠给一切属灵动物的一份厚礼。

工人有工人的思想，农民有农民的思想，军人有军人的思想，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思想，企业家有企业家的思想，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思想，科学家有科学家的思想，更不用说，哲学家、思想家等各类知识分子更有着自己的思想甚至思想体系……总之，人人都有思想。只是思想水平的高低、思想问题的深度、思想体现的方式、思想表达的内容、思想来源的通道各有所不同。

有的人，是通过博览群书而有思想的；有的人，是通过生活经历而有思想的；有的人，是经过痛苦磨难而有思想的；有的人，是通过自己的专业学习与研究而产生思想的，等等。而我的情况是，可以说我大部分的思想，差不多都源于艺术所带给我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