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年我不急于离开她,就是因为她让我接触了广泛的社会层面,这对锻炼我的能力、耐力是极有用的。而做不做得成生意是老板的事,与我没有关系。即便做成了,挣的钱也是老板的。对我来说,和朱丽叶的合作图的就是她的社会关系。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与朱丽叶的合作已经妨碍了我的发展,我便向她提出了辞呈。”
朱锋因此有了今天的老板蒋先生。
蒋先生是朱锋受聘于朱丽叶公司时的客户。虽然生意未曾做成过,但他对朱锋的人品、能力一直颇为欣赏,并多次提出合作的意向。朱锋经过多方考虑,同意合作,而这次合作与同朱丽叶的合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已年过三十的朱锋不再满足于仅只建立人际关系而不去利用它,他希望实实在在地从事商务活动,实实在在地去做生意、去挣钱。
为此,他和蒋老板进行了几次坦率的谈话。当蒋老板问到朱锋想要多少工资时,朱锋是这么回答的:
“我不想具体地说我需要多少工资。我想不管我需要多少,您给我提供的应该能满足我日常的生活需要。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地拿着您这份工资为您的公司挣钱。如果您给我的钱不能满足我的需要,那我表面上也可以答应您,但我私下里可能会去挣别的钱。您知道我们这种人要想挣点钱是很容易的事。如果您觉得您公司目前有困难,那也可以,您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加钱,目前几个月我可以接受您给的数。”
我问老板后来给了他多少钱。朱锋没有正面回答,说:“老板给的数目我并不满意。离我的期望值有一段距离。”
“那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到外面挣别的钱?”我问。
“目前没有。”他说,“但我不能保证以后不挣。我在之前已经把话说透了。他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义。目前他对我可能还不够了解,心里不踏实,不想多付成本,我也理解。但日后他了解我的能力后依然继续给我这样的工资,那他会考虑后果。”
“那你目前为什么不去挣别的钱?”
“没必要。大家刚刚开始合作,正是互相建立信任的时候。他如果发现你有外心而从此不信任你,那是得不偿失的事。就目前来说,我虽然钱紧张点,但是就合作来说大家正向愉快的方面发展,双方合作的信任感决不能轻易破坏。”
我感慨地说:“我发现你是一个做什么事都是明明白白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做的不明不白的事?”
“没有。”朱锋断然说,“我做事永远深思熟虑,而且永远知道自己的近期目标是什么。因为我了解自己,便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些基本的预测,对事物也有一种预测性,这使我做事没有盲目性。尤其是选择职业。”
朱锋告诉我下海之前他在全国著名文工团是吹法国号的。
“这是我选择第一项职业。”他说,一开始他也想在专业上有所发展和突破。但依照他为人的信条,一件事除非他做到最好,否则便放弃。在乐器方面,他发现他的天赋成不了“大家”;同时严肃音乐的门前冷落也让他心寒;而且他预测这种情景将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国人热衷于物质,在物质文明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精神文明的建设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羁绊。也就是说严肃音乐缺乏市场的现象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这种想法坚定了他放弃专业的决心。
从决心放弃专业到他最终脱离这一行,他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去准备。
然后,他开始接触一些商场的朋友,尝试着做生意。一开始也是朋友们凑在一起就神侃发财,似乎满地是黄金,一个个壮志凌云,大有不当士兵便要做元帅、不成功便成仁的架势。那时头脑里整天转的就是怎么当老板,想什么办法尽快当老板。
他们卖过快餐鸡,倒卖过小商品,积累了最初的经商经验。但渐渐地朱锋发现这样的经商永远只是“小儿科”。
他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思考。终于琢磨出来他所从事的行业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他的特长便是音乐。
他开始从事与音乐有关的商业活动。凭着在文工团那些年与著明歌星、影星们建立的良好关系,尝试着帮一些音像出版单位灌制唱片的生意。出版社需要著名歌星的唱片,而他能够联系到他们,从中得到应有的报酬。
渐渐地,他的生意越来越精,关系也越来越多。一些外商也来找他,和他商议与大陆文化交流的事宜。于是,他把自己的生意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成功地把一个台湾歌星的唱片在大陆推红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又灌制并推广了不少大陆、台湾歌星的唱片,组织了许多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活动。
就这么干了几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正式向文工团辞职,来到了朱丽叶的公司。在为她工作的两年间,他彻底在商海里游了一圈,终于明白了自己在商场上应该找到的最适合的位置。
“否则你不仅挣不到钱,还会迷失自己。”朱锋说,“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明白自己的定位。”
“那你的定位是什么?”我问。
“我是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朱锋说,“但也许正因为这样,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好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