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慈字辈比丘尼（第2页）

渐渐地，这许多年轻人因为参与佛教活动的时间久了，信仰也随之升华，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想要献身佛教。例如慈庄，她在台北借用了一所佛堂，开办佛教文化服务处。这所佛堂就是位在三重埔大同南路的一信堂，当时堂主愿意把下面一层约二十坪的小店面，借给我们办理佛教文化服务处，唯一条件是要帮助她的佛堂做早晚功课、烧煮三餐，并且为信徒举行上供，消灾祈福。

由于佛堂空间不大，慈庄和几位女青年，只能将就地在原本是小厨房的打水马达上，铺设木板，作为每日的卧铺。可想而知，天天睡在隆隆的马达声中，自是很辛苦。然而，尽管生活不便，慈庄在佛教文化服务处服务的初期，还是陆续出版了《佛教故事大全》、《佛教童话集》、《佛教小说集》、《中英佛学对照丛书》，甚至每月印经、佛教唱片的发行、陀罗尼经被的提倡等，在在都为佛教增添了文化的气息。

后来，慈惠、心平等受到感动，都觉得有必要支援她。所以，慈惠辞去了慈爱幼稚园园长一职之后，也就和心平一起来到佛教文化服务处，协助写信、编辑和发行事宜。可以说，这许多年轻人都非常有才华，样样工作都能承担。

不过，说来惭愧，虽然我在台湾生活了六十多年，却还是乡音未改，为信徒讲经说法，也就免不了要劳驾慈惠的翻译。因此，慈惠除了负责佛教文化服务处的工作，还要兼为我翻译台语。

慈惠与生俱来有语言和记忆的特长，记得当年很多法师都因为她的翻译最好，而纷纷向我借人。如东初、演培、道安、南亭等法师，慈惠都做过他们的翻译。

其实，慈惠不但长于口译台语，后来她在日本大谷大学留学期间，也很快地就能讲说一口流畅的日语，令人非常羡慕。每次我到日本，尤其是在东京，偶遇一些讲演的机会，住在京都的许多教授们都会大老远地拨冗前来听讲。几次下来，也让我深感不好意思，只有语带歉意地对他们说：“你们不必为了听我讲话，老远从京都赶到东京啊！”

没想到，那些教授们都很幽默地回答我说：“我们不是来听你讲演的，而是来听你的高足慈惠法师翻译日语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奇怪，一个台湾人怎么能把我们的母语说得那么传神？”所以，慈惠真是从学佛开始，“翻译”就注定是她一生最重大的工作；至今，她已为我翻译六十多年了。

至于慈容，则是一路从事幼教工作，从苏澳台泥幼稚园的园长，到宜兰慈爱幼稚园的园长，再到高雄佛教堂负责慈育幼稚园。她在幼儿教育上，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表现可圈可点；尤其在她和慈惠的努力下，一度还使得慈爱幼稚园的幼童从两百多人激增到五百多人，为宜兰幼教界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说到慈怡，在她皈依佛教后不久，便进入寿山佛学院就读，但是人还没有毕业，热衷写作的她，就已经担任了《觉世》旬刊的编辑。当时，她在该杂志专栏连载两年多的作品，还结集成《万寿日记》一书出版。

总之，这许多的年轻人，真是不分昼夜、不分人我、不分南北，不计较金钱，也不计较待遇地在为佛教发心，可谓真正做到如《弘法者之歌》所说的：“粉身碎骨心无怨，只望佛法可兴隆。”

寿山寺时期

后来，我在高雄寿山寺设立寿山佛学院，由于她们三人都有教育方面的专长，我就分别请慈庄担任教务、慈惠担任训育、慈容担任总务，共同负担起培养人才的责任。

佛光山时期

佛光山开山后，她们更是竭尽全力，将人间佛教推向社会，推上国际。例如，慈庄拎着一个小布袋，走遍全世界，继创立美国西来寺之后，又得慈容法师的合作，共同在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地设立据点，为我在世界开辟了佛教的一片天地。

佛光山早期出家的比丘尼，与来访的日本佛教大学校长水谷幸正教授合影。左起：慈怡、慈嘉、慈庄、水谷幸正、慈惠、慈容、依戒等法师（慈容法师提供）

说起慈庄在建寺工程上的贡献，其中的艰辛实在不足为外人道。光是在美国西来寺建寺初期，就经过了六次公听会、一百多次协调会，加以多少万人的联名签署，终于促成了有“美国的紫禁城”之誉的西来寺在洛杉矶兴建。

而慈容，擅于策划活动的她，在担任台北普门寺住持十多年间，每个月固定举办的课程或活动就不下七十场，源源不断的创意，总能引发信徒的兴致，各取所需来参加活动。

后来，她更以多年带领信徒的经验，协助我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希望借由信徒资源的整合，对社会的安定起更大的力量。目前国际佛光会在近百个国家地区，已有一百七十多个协会、数千个分会，并有多达数百万名佛光人分布在全世界。除此之外，在台湾，她还筹办了十三所人间大学，开办各类社教课程，以顺应这个时代“终身学习”的潮流。

诸如此类的弘法事业，谁又能想到这许多艰巨的任务，只是一群女性，不惜劳苦地奔波，所获得的成果呢？

再说慈惠，也有另外一番成就。她除了为我翻译以外，正业是主办教育。目前在世界各地，如印度、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佛教学院，都是由她一手策划而成的。

除此之外，她还帮助我筹办多所大学，如美国的西来大学、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宜兰的佛光大学、澳大利亚的南天大学，以及多所中小学，如南投的均头、台东的均一中小学，并且还曾担任普门中学的校长。若说她是佛教教育的专家，或是对佛教教育深有贡献的第一人，也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

只是岁月不待人，在时间的推移之下，六十年后，早期的这许多佛教青年，如今都垂垂老矣了。其中，慈庄已经是八十岁的长老尼，目前长住美国。每次我请她要经常回佛光山，她总是以一本客气的口吻说：“美国政府给予的老人津贴，已足够让我生活，就不必再增加常住的负担了。”不过，尽管她长居遥远的美国，每当佛光山举行大型活动时，她还是不辞长途飞行的辛苦，回到本山来关心。

另外，慈惠也已从佛光山的职务上退休。不过，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佛光山举行“国际万缘三坛大戒”，她仍发心承担总策划。戒期间，除了有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沙弥等五百余人以外，来山求受五戒、菩萨戒的在家信众就有三千多人，可谓盛况一时。

另外，她还拨出时间，为佛陀纪念馆的园艺景观做规划。假如今天有人在佛陀纪念馆的祇园等处，因目睹美丽的树木花草而心生欢喜，那应该就是慈惠领导着觉省等人所完成的杰作。甚至于馆内的樟树林滴水坊、双阁楼（榕树林）滴水坊建筑，也全都是由她一手设计完成的。

至于慈容，她也有七十以上的高龄了。但是她有一股雄心壮志不服老的意志力，目前仍然担任佛光山宗务委员、教育院院长、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秘书长等要职。尤其在佛陀纪念馆落成后，大众又公推她担任馆长。

提到佛陀纪念馆，可谓是当代佛教伟大的建筑之一了，光是馆内动用的员工就有数百人之多，工作项目从交通、安全、水电、饮食，乃至各种展览等等，真是千头万绪。我想，现在是更进一步展现她领导才华的时候了。

而慈怡，现在则仍然孜孜不倦地深入藏海，从事佛学研究的工作。当年，《佛教史年表》、《佛光大辞典》等佛学巨著的编务，就是由她领导一些有志人士发心完成的。

可以说，早期佛光山的行政工作，真是多亏有慈庄、慈惠、慈容，以及圆寂多年的慈嘉等人协助，才得以顺利完成。当年，她们几个人不是担任过朝山会馆的馆长，负责来山信众的食宿，就是做过都监院院长，统理全山大小事务，又或者住持一方，领导大众，可谓都是发大心的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