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孔墨的批判（第2页）

第二，“阳货乱乎齐。”

阳货一名阳虎，这人在孔门弟子是没有把他当成孔门看待的，而且也把他说得很坏。但其实倒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孟子·滕文公篇》引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真不失为千古的名言。《盐铁论·地广篇》引此二语作为“杨子曰”，因此有人遂疑阳货即杨朱（宋翔凤《论语说义》中有此说），但在我看来，无宁是杨朱的兄弟杨布。《韩非·说林下》云：“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子岂能毋怪哉？”这两弟兄的性情一缓一急，颇有点象宋时的程明道与程伊川。古者布与虎同音，而布作钱币用，与货同义，是则布与货是一字一名，虎是假借字了。以时代说来没有什么龃龉，性格也还相符。

阳虎本作乱于鲁，《左传》定公八年及九年载其事。八年冬十月，阳虎欲去三桓，入于阳关以叛。翌年六月伐阳关。阳虎出奔齐。他到齐国，请齐国出兵伐鲁，齐景公都打算答应他了，鲍文子以为不可。鲍文子说他“亲富不亲仁”，又说齐侯富于季孙，齐国大于鲁国，正是阳虎所想“倾覆”的。于是齐侯便听了他的话，把阳虎囚禁了起来。他逃了两次，终竟逃到了晋国，投奔赵氏。《左传》在这儿加了一句孔子的批评：“赵氏其世有乱乎！”这意思当然是很不满意于阳虎了。

以上是节取《左传》的叙述，照这情形看来，阳虎无“乱乎齐”的痕迹，因而《孔丛子·诘墨篇》便引作“乱乎鲁”，孙诒让以为“当从《孔丛》作鲁”。然在《韩非·外储说左下》有下列一段关于阳虎去齐走赵的故事。

“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

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

据此，可见阳虎居齐，为时颇久；而他之去齐是因为“得罪”，则“乱乎齐”似乎也是事实，只这事实的真相是怎样，可不得而知了。唯《韩非·难四篇》亦言齐景公囚阳虎事，则与《左传》所述相同，或者是传闻异辞的吧。

此外，同一《外储说左下》篇，还有批评阳虎的一节：

“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弑）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

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

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

这批评可以算得公允。“兴主之强，几至于霸”和《左传》的“赵氏其世有乱乎”完全相反，仲尼的那句评语不是七十子后学的蛇足，便可能是刘歆弄的花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又一可宝贵的二句“阳虎议”——“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这确实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里面的。这种精神不失为初期儒家的本色，例如孟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君有过则谏，反复而不听则易位”，和这两句阳虎的主张是很相仿佛的。

第三，“佛肸以中牟叛。”

佛肸是晋国范氏的家臣，他以中牟叛，大约是在鲁哀公五年。《左传》在此年夏言：“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赵氏与范氏敌对，因卫助范氏故伐卫，因中牟叛晋故围中牟也。关于这事，《论语·阳货篇》有纪录：

“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要找老师去帮忙，老师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去行道，“我难道是个硬壳葫芦儿？只能挂着做摆设，不能吃的吗？”急于想用世的孔老夫子的心境，真是吐露得淋漓尽致。这样袒护乱党的行径，连子路都不大高兴的，公然逃过了儒家后学的掩饰而收在了《论语》里面，实在是值得珍异的事。而且同在《阳货篇》里面还有公山弗扰的一节：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左传》作公山不狃，以费畔事系于定公十二年，然在《孔子世家》则系于定公九年阳虎奔齐之后。公山与阳虎同党，阳虎于定公八年“入阳关以叛”，公山当亦同时响应，其定公十二年之畔，盖定而复反者也。定公十二年时孔子正为鲁司寇，则召孔子事当在八年。此事虽记于《论语》，而《非儒篇》不及，盖因公山氏非孔门弟子之故。

第四，“漆雕刑残。”

《孔丛子·诘墨篇》引作“漆雕开形残”，形与刑通，漆雕之为漆雕开，殆无疑问。唯因何而“刑残”，事无可考。《韩非·显学篇》儒家八派中有“漆雕氏之儒”，又言“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虽同一有姓而无名，亦当是漆雕开。王充《论衡·本性篇》，载漆雕开言“人性有善有恶”，与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诸儒同，可见漆雕开确曾成一学派。《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三篇”，班固注云“孔子弟子漆雕启后”，启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后乃衍文。盖启字原作启，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启字，及启刊入正文，而启则误认为后，更转为后也。这一学派既尚勇任气，藐视权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残”的充分的可能。且此事，既与子路乱卫、阳货乱齐、佛肸畔晋等并列，必然也是所谓叛乱事件，那是毫无疑问的。

尤可注意的，初期儒家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近于任侠的别派而为墨家所反对。近时学者，每以为侠出于墨，或墨即是侠；有此一事也就是强有力的一个反证。任侠之轻死虽有类于墨氏的“赴火蹈刃”，但他们的反抗权威却和墨家的“尚同”根本相反，我们是须得注意的。

又《孟子》书中言：“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公孙丑上》）这和漆雕氏之议很相近。孟子又说，“北宫黝似子夏”，大约这位北宫黝也就是漆雕氏的后学，是一位儒家了。

以上，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者一共七项。墨家既一一列举出来加以非难，在墨家自己当然是绝不会照着这样做的了。这不是很鲜明地表示着了儒墨两派的基本立场吗？至少在初期，这情形，是无可否认的。所揭举的事实虽然不尽可靠，而《非儒篇》也不必就是墨子所写下来的文字，然把两派的立场实在是画出了极其鲜明的轮廓。以前推崇孔子的人，因为孔子已经成为了“大成至圣”，对于这些材料一概视为诬蔑，全不加以考虑。现今推崇墨子的人，把墨派几乎当成了不可侵犯的图腾，对于这些材料又一概视为痛快，也全不加以考虑。这些态度，我认为都是有所蒙蔽，非把这蒙蔽去掉，我们是得不到正确的认识的。

自汉武帝崇儒术黜百家以来，孔子虽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他的生前其实是并不怎么得意的。《庄子·让王篇》说他“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吕览·慎人篇》亦有此说。注云“藉犹辱也”，足见孔子在当时，至少有一个时期，任何人都可以杀他，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他的。这和亡命的暴徒有何区别呢！因此，我们要说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这在孔门后学或许会喊冤屈，而在墨家后学是应该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儒者要喊冤屈，这可能性很大。就是孔子在生当时，他的门徒已经在替他粉饰了。《论语》里面有下列一段故事，值得我们叙录。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子罕》）

这个故事不仅表示了孔子的态度，也把过渡时代的当时的时代性，表示得很清楚。臣是奴隶。在奴隶制时，主人死了奴隶大多数是要殉葬的，即使不殉葬总必然有一些特殊的行动。孔子生了病，子路以为会死，故尔把门人来假装成奴隶。这在子路或许是沿守旧制，想替孔子撑撑门面吧，也就和现今都还在烧纸人纸马那样。然而竟惹得孔老夫子那样生气，那样愤慨，痛骂了子路一顿。

我顺便要在这儿解释一下“门人”和“弟子”之类的字眼。这是春秋末年的新名词。那时沿守旧制的，有时也称为“徒”，称为“役”。门人服侍先生，和奴隶的情形差不多，不过是志愿性，而非强制性而已。“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先生出门的时候，弟子要“仆”（即是当车夫），要任徒卫。但究竟不是徒，不是役，年稍长者先生视之如弟，稍幼者视之如子，因而有“弟子”之名。保守的子路，似乎不懂得孔子正以有“二三子”为新时代的光荣，而他偏要使同学们退回到旧时代的躯壳里去，竟挨受了那么一顿臭骂，那是罪有应得的。

但在子路或许还是出于无心，而在孔子死后，有心的粉饰更是层出不穷了。所谓“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至少在这些方面是没有什么夸张的。一方面有墨家道家的攻击，另一方面以前的“窃国者”已经“为诸侯”了，乱党同情者的帽子是不好久戴的。故尔在《论语》里面也就有“陈恒弑其君，请讨之”的完全相反的记事，也更有“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之类的有道无道的放言。矛盾固然是矛盾，但我们与其相信神道碑上的谀词，毋宁相信黑幕小说上的暴露。到了孟子手里粉饰工作更加彻底了，如“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寺人瘠环”，大有不择木而栖的情况，也被斥为“好事者为之”，而另外说出了所主的两位正派人物来。到底那一种说法近乎事实，无从判断，但孟子是惯会宣传的人，他的话要打些折扣才行。举如他所说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也就是一个最适当的例。《春秋》或许真是孔子所作的书吧，但那样简单的备忘录，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当中记下了“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与其说足以使“乱臣贼子惧”，毋宁是足以使暴君污吏惧的。

二　孔子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廖季平、康有为所倡道的“托古改制”的说法确实是道破了当时的事实。

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

“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这个字不必是孔子所创造，但他特别强调了它是事实。仁的内涵究竟是怎样呢？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说，我们且在《论语》里面去找寻一些可供归纳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