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好汉奸论（第2页）

这女校长奇怪我征询她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当即幽我一默：“你当过右派，在‘文革’中，没关进牛棚，没给你剃度过”说实在的，若非她的提示，我也差点忘了个干净，可见“好了疮疤忘了疼”，是我们许多人从心灵深处特别贱皮子的根源。所以，多洛丝哈根的书中，那种对于羞辱惩罚的敏感，我们中国人是不能体会的。

这或许正是东西方人的差异之处，凡着意于人身的侮辱，凡损及到人格的尊严，外国人敢跳出来，下帖子邀请对手，到郊外树林子里去决斗；普希金就一辈子与人决斗，一言不合，便掏出枪来，最后他终于死在决斗中。而中国人，一旦碰到无法咽下这口气的时候，虽然有十分豪壮的成语，“士可杀而不可辱”，把脖子梗起，把脑袋抬起，但真打算作殊死一战，来个鱼死网破者，极少。大多数到了非低头不可，不低头就杀头的那一步时，通常也就苟且偷安了。好在这时候，在汉语言里另一句差堪**的成语，“忍辱负重”，又能派上用场。

逆来顺受，是从有皇帝那个时代，就渐渐成了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剃个阴阳头算什么，又不是我一人被剃，剃了也不是不能再长，即使不再长出来，又如何，人又不是为头发活着。一个民族的语言，多少能表现出一点民族性。“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晓得外国是否也有类似的民间谚语？这七个字，可以说概括了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人生哲学。

我记得，“文革”中的那一天，被拘押到批斗现场的，谁也没有发出惊呼，谁都把脑袋乖乖地伸出来，等候剪子、推子的光临。庆幸的是那天批斗时，比我更该“剃度”的“走资派”，也多了些，小将们急着往台上押解，不知哪位造反大佬发话：“算了算了，小八腊子就免了，台上也站不下，让他们滚蛋！”于是我抱头鼠窜而归。当然，免剃者我，摸摸头发尚存，竟有获得保全首级的侥幸感。但我环顾左右，同在牛棚里的其他被剃度者。也不因为失去头顶的半壁江山，而痛不欲生，而气冲牛斗，照吃照喝照睡不误。多洛丝哈根描写的两个男人按着，两个男人推剪的场面，对我等久经沧海的“老运动员”来说，司空见惯，肯定不在话下的。

萨特惊呼，因为他是西方人，因为他崇尚人道主义，因为他在那个具有一定文明素质的社会里，中世纪的野蛮行径，早被资产阶级革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尽管他在“二战”期间，曾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一员，或许他也并不能宽容这些与法西斯“私通”的妇女，但决不会与愤怒的民众同仇敌忾，因之，他不赞成这种削发刺额的私刑，不支持民众回到圣女贞德那个时代，是出自他的良知和文明精神，无论如何，人类已经进展到二十世纪。

现在回过头去，如果作一番学究式的探讨，红卫兵在批斗会上采用的戴高帽子、挂大牌子、剃阴阳头、游街示众等等手段，在近代，只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农民斗争地主时用过，再早一点，满清入关，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镇压汉人时用过。这些早进博物院的老古董，想不到“文革”初期，重新被“革命小将”们拣拾起来，作为武器，惩治牛鬼蛇神。毛主席发动“文革”，其中有一条是破除“四旧”，但在惩罚所谓牛鬼蛇神的内容与形式上，“革命小将”却十分具有复古精神，将中国古老刑法文化中最阴暗的私刑制度，又恢复过来。

更有趣的，小将们无师自通地从旧时代汲取灵感，包括批斗会的会场布置，借鉴京剧《三堂会审》的安排站位，审问讯刑“走资派”的措施，受到十殿阎罗对付死鬼的启发，戴帽挂牌，槛车解送，绝对是公案武侠小说的影响所及，剪一半，留一半的阴阳头，则是加以变化的古代髡刑，至于在被揪斗者脸上用墨汁打叉，则纯系《水浒传》里高俅对付林冲的手段。这统统属于四旧的旧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披上革命的合法外衣，竟成了被允许，被鼓励的，带有政府行为性质的民间刑法，不能不说是对“文化革命”的极大讽刺。

这样，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长期被官方的、民间的这个运动，那个运动，这种惩罚，那种处理，一会儿敌我矛盾，一会儿人民内部矛盾，折腾到心如古井，波澜不兴。因此，德国女作家写的这本书，在西方也许叫座，未必会在中国产生什么轰动效应，是可以预料的。

三

为什么不会叫座，还要从中国读者的心理状态来考量。

一方面，古代中国酷吏之多，法网之密，株连之广，刑法之严，弄得老百姓不知何时就会捉将官里去，因此对于任何或轻或重的惩罚，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另一方面，值得奇怪的是，在“国家”这个问题上，在有关“气节”或者“大节”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又常常表现得并不含糊。

在外国，一支军队若被包围了，它绝不会顽抗到底，也不特别提倡与阵地共存亡，必须打到弹尽粮绝，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他们通常的做法是这样：只要眼看援军一时半时来不了，便摇着白旗，放下武器。多洛丝哈根认为那些妇女，与德国人“私通”，无可厚非。中国人则不然，大敌当前，只能循“马革裹尸”、“杀身成仁”、“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类古训行事，所以，才有投江跳崖的可歌可泣的壮举。关云长在土山，打不过曹操，只好投降，是他一辈子被人诟病的污点；苏武牧羊十九年，人们编了歌子来唱，是由于他的不屈不挠；文天祥写《正气歌》，“留取丹心照汗青”，编进教科书，千古传诵，就因为他牺牲的那一刻，也要面向故国。所以，中国人（当然也不会是全部，否则，汉奸从何来）的多数人心中，那种“汉贼不两立”的精神，总是很当一回事的。

这种大是大非之分，是和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教导，是和说唱弹词、演义小说的熏陶，是和历代统治者把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的提倡，是和爱国捐躯的仁人志士、杀敌御侮的英雄豪杰的榜样力量而产生出来的，因而，在中国，即使个别人士，发出为周作人粉饰的“好汉奸”论，决不会有市场。与多洛丝哈根的作品，不怎么引起人多么叫好的原因一样，除了对这种小小不言的惩罚，不看得那么重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尤其普通的中国人，不大肯原谅附敌者和通敌行为。

有鉴于此，一些为周作人辩解的文字，也只能闪烁其词，可读者不是傻瓜，谁能不解其中三昧呢？读罢一些奇谈怪论之后，除了深感新时期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之外，惟有瞠目结舌而已。而造这种舆论者，都是饱学经纶之士，对他们金身重塑周作人的努力，所为何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周作人的著作，几乎没有什么不曾出版的了，着实让出版社足足地捞了一把。如果，“好汉奸”论继续发展下去，估计再过若干年，周佛海的言论，汪精卫的诗集，以及他在河内发出的那通曲线救国的“艳电”，也会付梓。销路不一定会坏，读者即使出于好奇，也会掏钱购一本来看的。

我一直想，难道持“好汉奸”的论者，真是患了健忘症，怎么能忘记了南京的大屠杀，重庆的大轰炸，冀中的大扫**，“九一八”沈阳的火光，“八一三”上海的炸弹，东北的细菌部队，平原的“三光政策”……就在周作人当督办之日，也是《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北平人受苦之时，我不知道他这个汉奸，与老舍先生笔下写出的丑类，为日本鬼子做事的大赤包、寇晓荷，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启功先生讲到齐白石先生的轶事时，说他“在出处上是正义凛然的，抗日战争后，伪政权的‘国立艺专’送给他聘书，请他继续当艺专的教授，他老先生在信封上，写了五个字‘齐白石死了’原封退回”。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节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人脊梁精神的体现，要大家都是鼻涕虫，软成一摊泥，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白石老人将这封聘书璧回那阵，说不定正是周作人以伪督察官的身分，光临沙滩北大红楼视察吧！这就是说，在沦陷了的北平，既然可以如齐白石退聘，可以如梅兰芳蓄须，那么说明当时周作人，也可以不必像大赤包，像寇晓荷那样向日本侵略者摇尾乞怜的。

也许周作人附敌，自有他的曲隐，但一旦认贼作父，做了汉奸，便无所谓好坏可言。但忽然于近年来成为一座富矿，成为某些淘金者的热点，实在令人惊诧。我想，除了商业动机外，还有其他较为复杂的心理，夹杂其中。譬如对文学上的纯以政治标准考量的绝对主义；譬如对某种文学样式；某种文学流派的特别提倡；譬如对文学的急功好利忽略文学自身规律的倾向；譬如在评价一个作家时的以文衡人或以人废文的狭隘和偏颇等等，遂形成某些人的逆反心理。你认为香的，我偏以为臭；你认为臭的，我偏以为香。周作人，恰巧是一张可以打出手的牌。

于是，就出现了近年来文坛的一出出活剧，不把鲁迅先生拿了来当靶子，粪土一番，糟蹋几句，就显得自己不新锐，跟不上风气了。反之，不摇头晃脑，褒美一阵知堂老人，《谈龙》、《谈虎》如何冲淡呀，《苦茶》、《苦竹》如何清涩呀，就觉得自己很土鳖了。这样，大有将这个“好汉奸”推崇到“宣付国史馆立传”的高度。一边努力贬低，一边拼命抬高，便成学界时尚。香者不香，臭者不臭，本就很不正常，而到了香者很臭，臭者很香这一步，除沮丧于人心险恶外，夫复何言？

假如鲁迅先生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世纪末的文坛，对于自己由碧落而黄泉的行情，快要到跌停板的程度，也会感到莫名其妙的。而到阜成门内八道湾的旧宅看看，他的老弟，却正在牛市状态之中，一路攀升，狂飚不已，世道如此，恐怕也不知说什么好了。说实在的，在这场歇斯底里的诋毁中，年纪轻的，说上几句不三不四的话，量也不必介意。而一些学富五车，懂得中国过去与现在的人物，也闭着眼睛在那里瞎三话四，将这种扬此抑彼的拙劣把戏，玩得十分起劲。对这种类似在《故事新编》的《补天》中，站在女娲肚子底下，**的“咿咿呜呜”的人物，我估计鲁迅先生会抱着“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的心态，掉头不顾而去。

“好汉奸论”的出现，可算近十年来的文坛怪现象之一。

周作人在现代文学中的位置，是不会被抹煞的，正如今天我们还在读明末清初的文坛大腕，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周亮工、侯方域的作品，并且叫好一样，这是将这些贰臣的人品，像镜头似的加以虚化了以后的结果。但绝不能由于周作人的散文成就，他就不再是汉奸，不再是很坏的汉奸，而是好汉奸了。所以，“二战”五十多年后，多洛丝哈根的作品，与甚嚣尘上的“好汉奸论”，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偶翻旧时资料，上刊一则有关周作人的消息，原文照抄如下，以饷读者，或许有助于人们对真实历史的认识。

“1939年1月4日，天津抗日杀奸团枪击不抗日的文人周作人。事前，经过北平抗团宋显勇等人的调查，了解到周作人就住在北平清华园内。1月4日，李如鹏和赵尔仁携带武器，以学生的名义去拜访他。这是一所四合院，当周作人走出北房下台阶时，李如鹏掏出枪向他开火，周作人应声倒地，周的保镖扑过来捉拿李如鹏，赵尔仁见状又向保镖开了两枪，将其打倒，两人迅速撤离。事后才知道，周作人未死，子弹正打中他的腰带硬物上，保镖当即身亡。”

来自津门的抗日勇士，给予周作人的打击，要比那些与法西斯“私通”的妇女所受到惩罚要重。削发刺额，至多皮肤的伤痛，而从手枪中射出的子弹，却是要他的命的。我不知道中国的多洛丝哈根，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为周作人所遭受的这次差点送命的惩罚，而写出一篇为之鸣不平的作品？来一次清算的反清算呢？

也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