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解缙的生命线（第2页）

文章极佳，情理义愤，力透纸背：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明史·李善长传》）

如果不是老朱杀够了、杀累了，能放过这个上书的王国用和执笔的解缙吗？情报系统肯定会向他汇报，陛下，这个矮子太狂妄了，竟敢如此大不敬，是杀，是剁，是斩，还是凌迟剥皮？居然，朱皇帝没有表态。他在想，这个解缙说得也对，李善长帮着胡惟庸推翻朕，他能得到比朕现在给他更多的富贵吗？

你得承认这位学士走运，但也得承认他审时度势之精明、判断决策之果敢。这第一局他赢得漂亮。接着的第二局，似乎输了，又扳了回来，不赔反赚，算是小胜。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驾崩，传位太孙，是为惠文帝。权力进行再分配之时，解缙认为他不能缺席。他从吉水匆匆到南京，没想到一下船，被“有司劾缙违诏旨”。因为朱元璋有旨，要他在家读十年书，至今才八年，不行。倘不回去补课，就把他派到外地当差。这也是官场摘桃心态，竞争者总是愈少愈佳。

解缙上下活动，四出求援，无论如何，他是冒天大风险为韩国公李善长平反冤狱、代王国用上书申诉过的，加之惠文帝登基后，亟想转变其祖之暴政统治。解缙凭这点政治资本，被惠帝召为翰林待诏。这样，在南京的他，又成为官场要员、文坛重镇，自然这也是中国文人至盼的自在极乐境界，甚至到了今天，我的一些同行，也在摩顶削踵地为此而奋斗呢！

从明朝焦竑《玉堂丛话》中，可以看到他马不停蹄地应酬，四面八方地联络，忙得要死的情景。“解大冲素无崖岸，求文与书者日辐辏，率与之，无厌倦意。或言有不当与者，公笑曰：‘雨露岂择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与进者？’”他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可为、不可为，应为、不应为，如果需要，统统不在话下。到了这一步，他还有什么“不能为”和“不敢为”的呢？所以，当1402年（建文四年），朱棣率靖难大军，直趋南京，六月十三日，从金川门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做叔叔的永乐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眼看着就要改朝换代。解缙面临这场不死即降、不降即死的两难局面，在这第三局的博弈中，简直和了个大满贯。第一，他既无当烈士的欲望；第二，他也无杀身成仁的兴趣，虽然一开始他也曾想到身殉故主的。六月十二日晚，他与几位同道，决定殉国。据《明史·王艮传》：“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相约死殉。

这是一个赴义就死、义无反顾的场面，人人热血沸腾，家家热泪盈眶。说实在的，中国文人在作秀演戏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尤其是解缙站在桌子上，估计因为身高的缘故，这样好突出自己的形象。只听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信誓旦旦地对大家宣布：诸位，我要是苟活下来，将来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情同父子”的太祖，在下主意已定，燕军只要前脚进城，后脚我就头一个在文庙的大梁上，吊死自己，以儆降者。

受过太祖的恩，受过惠帝的恩，又是文章盖世的国士，众人当然以他马首是瞻。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说得在场的一个个人，无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共同赴死，义无二心，宁死不屈，不做二臣，不能降敌为寇，不能辜负主恩。

等到解缙、王艮、胡靖相继离开吴溥家后，吴溥的小儿子吴与弼，年纪尚小，不谙世事，赞叹地说：“胡叔能有这一份忠君效死的勇气，真是了不起啊！”吴溥对他儿子说：“你先别这样断言，他殉死的可能性不大。依我看，也许只有你王叔，没准会走这一步。”

这时，比邻而居的胡靖，对他家人大呼小叫：“你们快出去看看，乱糟糟的，赶紧把猪栏的门关紧，小心偷猪贼。”听到这里，吴溥看他儿子一眼，苦笑地说：“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而在此时，住得不远的王艮家，却传来了举家的号啕哭声。原来，他从吴溥家告辞回去，独自关在书房里，喝下早准备好的毒酒。等家人发现时，他已经倒地不起了。

当金戈铁马、荷枪实弹的北军，涌在金川门通往皇宫的石板路上时，老百姓对进城的大军，避之唯恐不及。独有一个矮小身材的人影，正快步往燕军大营走去。解缙出得门来，是朝文庙方向走去的，是要别人看到他实行自缢的诺言，但没走多远，拐了一个弯，钻进小巷，改变路线，与文庙背道而驰，决定投奔燕王。军士把他带到司令部，朱棣立刻接见这个请求进谒的才子，他当然知道这位小个子文人是谁，在重臣方孝孺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能得到受知于太祖的解缙，也就相当满足。

“好好好，欢迎解学士弃暗投明，共襄义举。”

“愚臣来晚一步，早就应该过江迎接圣驾的！”

在他的牵线引荐之下，一批原惠文帝方面的二三流文臣，也纷纷表态，竭诚拥戴新主。据《明史》：“成祖大喜。明日荐胡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

永乐是个有心机的皇帝，他知道自己师出无名，因此，必须要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兴师而来，是为惠文帝坏了太祖规矩，而替天行道的形象。这个解学士，偏偏是他老爹欣赏的，有其可资号召的作用。连忙给他安排工作，编纂他向太祖建议过的这套类书，也就等于昭示天下，他才具有这一脉相承的嫡传正统身份。

然而，他打心眼里对他有多少尊敬吗？才不。朱棣可不是傻子，若干天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宜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解缙不作声，做惶恐状，装孙子。中国人多有演戏才能，而中国文人尤善于临场表演。大约从六月十二日晚7点，到十三日早7点，不足12个小时，解学士的两面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180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望尘莫及。这也应了明朝焦竑《玉堂丛话》中所说的，此君所信奉的“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的人生哲学，180度的大转弯，不能不说此君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

也许由于我一辈子，从来没好运碰上过这样一位“君子式”的小人，仅这个缘故，我佩服他不害人，小人小得“光棍”。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讨厌马屁，尤其不讨厌文人拍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许文人的马屁，讲究一点修辞方式，不至于肉麻得直起鸡皮疙瘩，能抚摸得主子更受用些吧？文人的马屁，而且是一个高层次文人的马屁，一定能按摩得主子通体舒泰、身心安逸的。所以，凡皇帝身边，无不豢养着一批御用文人。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据《明史》：“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按永乐对解缙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这大明王朝的第一任首辅，是从他这儿开始的，可见“春风得意马蹄疾”，解学士很快就又红得发紫了。

我在替非要活下来的解学士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一股足以支撑着他坚持的力量，说句不那么好听的话，也就是赌本，朱元璋的许诺和期待，是他的生命线。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情，总把自己契约于统治阶层，椎心泣血地维护其统治，而得到的结果，常常是被主人一脚踹开的一条讨嫌的狗而已。可在未被踹开之前，那尾巴还是摇得有板有眼的。

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他说的“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便成了终生发挥药效的兴奋剂。他为这铁券丹书式的圣谕不能死，他为政治投资、权力抱负、那飞黄腾达的梦也不能死。所以，我是不赞成那些“愤青”（包括年纪很大的“老愤青”），总是责备文人之真他妈的软骨头，总是责备我为文人（也为我自己）之苟且偷安辩，倡好死不如赖活说。尽管他们一再斥我混账，看我的文字，气不打一处来，我也只好抱歉。因为我也看透了这些逞嘴皮之勇的斗士，笑话别人软骨头，笑话别人贪生怕死，自己也并不实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头缩得比乌龟还快。

其实，骨头想硬何难，一挺脖子，刀光一闪，也就吹灯拔蜡；眼睛一闭，脑袋落地，也就万事皆去。这时候，还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可能吗？想到这一点，你就得设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时下那些甚嚣尘上、闹得沸沸扬扬、被私谥为“先知”“先觉”的几位学界名人，不也曾经是跪着求生的，口口声声“臣罪当诛兮”，享高官厚禄的革命者吗？

中国人不信上帝，但喜欢造神，这真是很奇怪的民族特性。包括知识界，也难能免俗。隔三差五，总是要捏两尊菩萨出来，自己磕头，还要别人跟着作揖，这种当代“封神榜”煞有介事的表演，实在够滑稽的。不过，这样也好，如果某公“反右”时一气之下跳楼身亡，会有后来仙风道骨的可能吗？如果某老在干校撞电线杆自杀，会有泣血稽颡的推崇者，在今天加诸其身的哀荣吗？

解缙明白这个道理，死了死了，一死也就什么都“了”，他不想“了”。和时下被追捧的学界大腕、思想先驱，当时不走林昭、张志新之路，是同样的聪明。

如果他马马虎虎，八九不离十，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安于此，老于此，解缙很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纪晓岚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解缙《文毅集》的简介，认为“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当时有‘才子’之目”，他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对于那些演义戏说之类，他认为：“迄今委巷流传其少年夙慧诸事，率多鄙诞不经。”毛泽东在延安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文中引用过的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就出自这位《永乐大典》总编纂的笔下。

如果才华横溢、聪明透顶的解缙，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学成就，也许不亚于欧阳修，没准后来者居上。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的。于是，纵使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文人，只要玩政治，最后，无不被政治玩，这也是一个规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面对这杯苦酒，大致有三种饮法：

第一种，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急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种，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多，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再一种，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三等，说不定还是等外的，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文人玩政治，属于票友性质，最好浅尝辄止，当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瘾。但是像他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要他绝缘政治、疏离官场、告别权力、熄灭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表现欲、强出头欲、露一手欲、发出高分贝的声音欲，成为他的本性。一个太政治化的文人，还有心思坐得下来做学问吗？他那奇佳的胃口、奇精的脑袋，已经全身心地盘算着那个胖子朱高炽——大明王朝未来的第四任皇帝了。试想，朱元璋、朱允炆、朱棣，他都无一失手地周旋应付过来，有什么理由不从现在起，就进行期前投资呢？

此时，他还不到40岁，他以为来日方长，若是像欧阳修那样活得六十多岁，他认为自己很可能还要侍候第五位、第六位皇帝呢！可是，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

一个成功得太快速，成功得太意外，成功得令自己无法适应，令别人措手不及的幸运儿，就像在现代游乐场里，乘坐过山车那样，在上升、下降、反侧、旋转的高速运动中，必然会产生失重感、晕眩感、脑缺血的空白感、美尼尔征候的方向迷乱感，必然会把握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而瞬间失常的。这位成功人士，可以想象得知，在大成功面前，该是如何纵容自己、放肆自己了。他写过一首《庐山歌》，可以读出他的自恃和自信，同时，也读得出他的自大和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