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了男人;我,女人不在身边。我们都命苦啊!我为你出力,你、你……”
…………
她慌乱地回到了孩子们身边。老三,是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姑娘。这时,她见妈妈回来了,便捧着歌本,向妈妈扑来:
“妈,这支歌,我还没有学会。你再教教,再教教。”
“啪”的一下,老三手里的歌本,被她扫到了地下。她站到窗前,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她扬起头来,面对窗外浩瀚的苍空,放出了走了调的、溶进了她心中的火与怒、仇与恨的歌来:
我恨、我恨……
孩子们一个个怔怔地望着妈妈。
一句歌还没有唱完,她突然闭合嘴巴,扑下身子,将孩子一把搂到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妈,你怎么啦?”
“妈,你莫哭、莫哭。”
“妈,你莫哭了,我们听话,我们一定听话啊!”
“……”
三
她捍卫了自己,捍卫了一个女人的尊严!
那位不是干部的“干部”,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对她,对这个弱女子,进行疯狂的报复。过去给她的“方便”,统统换做了“卡压”;过去对她的“同情”,全部变成了“仇恨”。她默默地忍受着命运给她的又一种打击,一步一步地艰难的朝前走着。
终于,这家她丈夫流过血和汗的医院,将她辞退了。她咬咬牙,领着孩子离开了这里,到附近农村租了一间农户的房子,住了下来。为了生计,为了孩子,她到处找事揽活,到建筑工地和灰沙,挑红砖,运煤渣,担土方……用大把大把的汗水,换回很少很少一点钱。每月挣到三十几元,还要交给住户六元“房租”。三十元钱,五张吃“黑粮”的嘴!想想,想想,每一分钱,在这个女人手里,是什么样的份量!
医院里好心的医生、护士们,依然悄悄地关心着她。每月从粮站买粮时搭回来的杂粮,仍都送给了她。碰上过节,那位因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过中校医官而靠边站了的老院长(现已为共产党员、市政协副主席)和他的夫人,偷偷地来到她住的那间拥挤的小房里,给她和孩子们提来两斤肉,留下几块钱。自己和这位靠边站的院长,无亲无故的,怎么好意思一回又一回地收人家的肉,接人家的钱呢?她眼里闪着泪花,就是不伸出手来。
老院长用手轻轻地摸摸一个个孩子的头,将肉和钱往桌上一撂,无声无语地走了。
她苦苦地熬着。
有人在背后为她出主意,要她去找一找厂里的书记,向她叩个头,求她帮你们娘娘崽崽解决一个落脚的“户口”,安排一个事做。
她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书记家的门。来开门的是一个富富态态的女人。这大概是书记夫人了。也许,这些年来,上门找书记的人多,使这位书记夫人大为伤脑筋。一见这类人进她家的门,她心里就烦,就火。
“你找谁?”
“书记在家吗?”
她颤颤抖抖地问。
“找书记,上办公室去。到了家,他是我的男人,归我管。”
“砰”的一声,门关了。
她在门边愣了半天,再也不敢敲门了。
这天,她终于找到了书记。
“我的男人死了。他在厂里干了十六、七年,没有功劳有苦劳……”
“什么鸡巴功劳苦劳!战场上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的家属如果都象你一样,要户口,要工作,行吗?”
“……”
又是一鼻子灰。她立在那里,换不过气来。那些年,我们党的形象,就是被这样一些人抹了灰。如今,这类人物也许下来了,也许仍在台上,正演另一出戏,扮演另外的时髦角色……
她踉踉跄跄地奔向那间小层,那间在农村租下的、住着她和四个孩子的小屋。脑子里,这些年来许多许多的美好愿望,全破灭了。看来,不能再想着依靠别人,只能靠自己,靠自己这一双手!
推开自家的那间小屋的门,四个孩子一齐迎了上来。
“妈,爷爷又来了。”
“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