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城市眼影（第10页）

对于第一件事，我们都束手无策。我提议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将董博士请回来。师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到“猫头鹰”的十分之一，作为对手，他们这么做是明目张胆地同我们较量，打钱仗，我们必输无疑。其他人更不同意，个个都说自己只要一万元的一半，准保能将这个专栏办得超过董博士。最后，主编老莫拍板，心理咨询专栏由杂志社几位编辑轮流主持，每主持一期，额外多发一千元编辑费。主编老莫这话，将大家脸上的危机状态扫个精光，人人都露出美滋滋的模样。

这时，老赵从门卫室打来电话，杂志新一期的样刊到了，让我们下去拿。主编老莫让我带人下楼，他自己留下同师思具体谈谈有关下岗职工再就业典型文章如何写。

我们下楼后，见老赵正捧着我们的杂志在看。

见到我，老赵一扔杂志说：“你们登的文章越来越不好看，这么下去谁还肯掏钱买回家去看呀！”

我翻了翻油墨尚未完全干的杂志说：“你应该喜欢才对，这上面有表扬你们模范家庭的事。”

老赵将我递到他眼前的杂志推开。

我们叽叽喳喳地扛着杂志回到办公室时，师思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愣。桌上的墨水瓶被碰翻了。我上前去将墨水瓶扶起来。

师思突然站起来，抓起桌上的皮包，对我说：“我采访去了，这一阵不来坐班。”

剩下的话是：有事呼我。这是用眼睛说出来的。

师思走时，步点不像平素那样款款地有情有致，身姿神韵有些零乱。

一个女孩送杂志到主编老莫的办公室里，回来时，她大惊失色地告诉我们，主编老莫那条标价八百八十八元的领带，歪着挂在脖子上。

在我所相处的男人中，只有名利能让他们惊诧。女孩则还是一如既往，让她们惊喜的总是时尚的物品，而让她们惊慌失措的东西总是与情感有关。

韩丁正在一处股票交易所里，对着牛气冲天的股市行情乐得合不拢嘴。他在回话时，第一句话就说，照这样的行情，今年他完全可以到常青花园买一套房子。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自己找错了倾诉对象。韩丁将房子当成一个人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基础，比“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重要。我失望地将电话挂了。

突然间，我想到了董博士。

一拨电话，董博士正好在家，因为是熟人，我便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并告诉他，这种本来目的非常明确的婚姻，不知为什么反而让我越来越糊涂。董博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才问我是不是指桑骂槐，责怪他为什么要跳槽。其实他的想法同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一样。自己本来就是冲着高薪来帮“猫头鹰”的，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似乎也要找人咨询一下这种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下岗工人，每月连一百四十元生活保障金都不能及时到手，自己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地就额外拿一万元。而且，他一直提心吊胆，不知那一万元是真给还是假给。第一笔报酬还没到手，心里就老觉得欠着他们什么。

我也欠了许多，但不知是欠谁的。

说到后来，反成了我劝董博士。

我告诉他，这年头只要是送上门来的钱，哪怕是上面有海洛因五号的味道，也只管花，汉口的五条干道，哪一条不是用钱铺起来的？说到这儿，我心里突然一亮，送上门来的老婆和房子，哪有不要之理。

我挂断电话，又拨通另一个电话。

对着话筒，我理直气壮地说：“老婆！我是你老公！”

沙莎在电话那一端害羞地笑起来。

午间休息时，我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带上沙莎和牛会计去花桥小区看房子。仍由牛会计住着的房子按四星级宾馆标准装修过。我很想说，这样子挺好的，我们只需抱着铺盖进来住就行。沙莎却一口气挑出二十几处毛病，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盗门可以将就着用，但门锁必须换。这一点是牛会计主动提出来的。

牛会计问我们准备花多少万进行再装修。

沙莎笑而不答。

在我们察看时，老赵的妻子钱主任和王婶家的两口子都进来凑热闹。

王婶公开说，她原以为我同师思是一对，没想到鸳鸯谱上写着的是我和沙莎。

钱主任则说，从职业眼光来看，我同沙莎结合更加牢不可破。

他们邀请我和沙莎到各自家里坐坐。我被他们家里的温馨气氛深深地打动。特别是钱主任家里，老两口的床头柜上插着一枝鲜艳的红玫瑰。钱主任说这是老赵上个星期天给她买的。她说老赵隔一阵就会送一枝红玫瑰给她。说时，钱主任脸上自动进出一排笑纹。

回到马路上，沙莎出乎意料地抽出五分钟时间来挽住我的手。

我想起牛会计不肯说出价格的那个极其豪华的席梦思，心里终于有了准备在沙莎身上实施的欲望。

6

花桥小区中间的那条黄孝河路，是我同沙莎开始相交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夏天，武汉出奇的热，才五月初气温就到了三十九度。我来杂志社报到的那天，是连续第六个三十九度的日子。按照武汉人的经验，只要气象台连续报三十九度，那一定是四十度以上了。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传说，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凡是气温超过四十，就得全城放假休息。因为不能这么放假，所以难得在天气预报中见到四十度，更别说四十一度了。一九九四年夏天的那个热，用师思家人的话来说：若没有四十一度，老子就是婊子养的！我是在沙莎手上报到的，她将我领到杂志社，并对大家说，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我站在沙莎背后，不时望着那条深陷进肉里去的乳罩背带，并闻着她身上因为出汗太多而散发出来的轻微狐臭。当时主编老莫不在，还没调离杂志社的王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句：现在的媒体真不像话，明明气温到了四十度，却硬说只有三十九，长此下去，什么话都没人听了。然后又对我说，这时候去乡下最好，乡下凉快。当时我手上还拎着充满学生宿舍气味的行李。沙莎问我的住处安排在哪里。王婶说这季节不要房子，睡马路也比屋里舒服。王婶也不知道将如何安置我。那一年大学本科生还勉强可以称为“人才”。主编老莫来后，才明白地说这个问题先得自己克服一下。沙莎当即为我抱不平。现在想来，也许从那时开始她就在寻找时机，将我变成她的老公。沙莎看我的眼光一直与众不同，这是杂志社内部公认的。沙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她回来时又看了我一眼，说她帮我找了个住处。这个住处就是现在我与韩丁同住的那间房子。这房子本是两个局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我以前，我们局安排了一个单身女性去住。对方局却安排了韩丁。本以为男人会让着女人，从而在事实上占领这房子的另一半，哪知韩丁用了师思未来嫂子对付她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局的那个女的。韩丁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不是我们局做了让步，而是那女的一气之下，去了珠海。沙莎在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说那个女的现在是珠海一所别墅的女主人。沙莎说完这些后，还特别嘱咐我，要像坚守阵地一样替我们局守住半间屋子。自从有了安身之所，我同沙莎就没再相交。

如果这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城市里，它一定是浪漫故事的美妙序曲。在武汉，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报纸上说的，一只铸铁窨盖冲天而起，险些砸着一个骑车路过的年轻姑娘。

现在，我同沙莎在法律上已是夫妻，就要住进黄孝河路上的花桥小区。不是沙莎，我连想都不敢想。

感情问题和爱情问题一直没有被提上我和沙莎的议事日程，被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各自的存款。沙莎那头脑里不知装些什么先进仪器，她眨也不眨一下眼，就说出我的存款数额。这个数字同我真实的存款余额相差只有四百元。我像是被反贪局的人盯上一样，索性和盘托出，连那四百元也不要了。

有天夜里，韩丁同最近的那个女孩斩断关系后对我说，外地人找武汉女人做老婆是福气，做情人则是灾难。韩丁准备买房的钱又蚀了一截。他没说是炒股赔了，还是为那女孩破费了。不过多半是由于后者，因为近期股市仍在涨。

我一直在平静地观察沙莎。她确实是过日子的行家里手。自从我的存款交到她手上，她再也没有麻烦过我。我知道她在一趟接一趟地往顺道街和青年路跑，上那儿选装修房子的材料，选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要用的家具。我几次提出陪她一起去，她都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两人去要多花一倍的交通费；二是我不会说武汉话，跟人讨价还价时是个累赘。沙莎请的装修工人恰好是黄州人，他们同沙莎讲黄州话时，我还是不能插嘴。从牛会计搬走，到我们的家具进门，总共只用了三十天时间。

几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武汉的人咬定我们至少为这房子花费了六万元。武汉本地的同事没有如此高估，尤其是成了邻居的王婶，她认定的花费在三万元上下。这个数额正是我和沙莎的实际经济状态。

黄昏时，沙莎约我去一家酒楼。我们在酒楼里订了五桌酒席，酒楼的老板很高兴，免费给我和沙莎提供一顿晚餐。黄孝河路的中心地带，天一黑便摆满各种各样的小吃摊。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着窗外那些忙乱地招呼过路人的摊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