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拒绝了主编老莫的邀请,不肯去杂志社,他急着要搬家,过过两室一厅的瘾。他坦白地告诉我,这场官司的赢家只会是女邻居,因为到时候他会道歉,申明自己确实没有经过女邻居的同意,而写了她和她家的隐私。他还告诉我,其实师思一开始就察觉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深究,只有她自己清楚。
老赵要女邻居和张律师在他的窗口前填出入登记表。
女邻居将表格填好,还回去时,老赵看着她的名字,眼睛忽闪了一下。
他们走进主编老莫的办公室不久,紧闭的门里就传出主编老莫发怒的声音。
我们这边一共有六个人,大家全都竖着耳朵在听。
只有师思仍在埋头看校样。
我忍不住将她叫到楼梯间里,告诉她从韩丁那里听来的全部情况。
师思说:“我根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想,谁上去当主编更合适。”我表示自己不会袖手旁观时,师思说:“你别自作多情,人家要不要你帮忙,还很难说。”我嘴里仍然没软。师思开导我,还没弄懂武汉这城市里做事的规矩。她说:“这是烂屁股的事,没人愿意让自己现丑。”
女邻居和张律师走后,主编老莫将我叫过去。
我将从韩丁那儿听来的话中,除去关于师思的那些,全都告诉了他。主编老莫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我建议他想办法将韩丁拉过来,让他做证人。
下班时,钱主任来接老赵。刚巧我、沙莎和王婶都在门口等车,他们四人合伙叫了一辆出租车往花桥方向走。这段路,同乘公共汽车相比,每人只多花一元钱。我对沙莎说自己去找韩丁,看看他的新房子。
事实上我去了韩丁和我的旧房子。
最多比我早到十分钟的师思正唱着歌打扫房间。我劝她就将这房子占住,这样就不用急着同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博士搞拉郎配。师思说这房子都建了七八十年,上面说拆就要拆,那时又不知该怎么办了。
我告诉师思,自己今晚得在这儿避难。
师思正在犹豫,叩机响了起来。她一看后,脸都变色了。
师思说:“你陪我回家去一下。”
出门时,我们叫上了女邻居。
女邻居开着“电麻木”送我们去六渡桥时,向我们打听主编老莫这人好不好说话,有没有赔偿的意思。我吓唬她,伙同别人做笼子,性质相当于诈骗。女邻居不但不怕,还笑起来,如果做笼子是诈骗要坐牢,除非将武汉的饭店都改成监狱,才够关人。师思也笑。做笼子的事,议论起来,武汉人都会会心一笑。做笼子的机灵、敏捷与狡猾,在这笑声中,变成了一种类似耍猴的东西。
“电麻木”开进六渡桥大街背后的一条巷子,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巷子中间对着一个中年妇女在叫。师思说这就是她妈妈和嫂子。下了“电麻木”,师思上去问怎么回事。她嫂子抢着说,因为妈妈不懂得心疼儿子,所以她来补课。师思的妈妈气得话都说不连贯,说儿媳妇是想将公婆扫地出门。师思的嫂子马上说,这屋子小得舞不开扫帚,不用扫地就能出门。还说自己若是只有这么大的房子,根本就不好意思让儿子娶媳妇。
说着话时,师思的哥哥赶了回来,问是怎么回事。
女邻居说,弄得长辈在一旁哭还能有什么好事,你应该二话不说,先给老婆一耳光,这才叫武汉男人。
师思的哥哥真的上去给了老婆一巴掌。
师思赶紧上去阻拦。女邻居则将打蒙了的女人扯到一旁细细数落开来。我跟着师思他们进屋后,小小屋子站了四个人就难以转身。十二平方米的屋子被隔成上下两层。无论怎么打量,我也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安置下师思。
师思的爸爸羞愧得躲在邻居家不出来。
我劝师思将妈妈爸爸带到老租界那儿去住几天,师思不同意,这个时候是关键,无论发生什么都得顶住。师思的妈妈同样认定哪儿也不想去,她说自己在六渡桥住惯了,换一条街都睡不着。
这时,沙莎打叩机唤我回去。
到家里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师思家住的那种地方简直比火车站里的公共厕所还不如,然后就想喊两室一厅万岁。沙莎在努力收拾被家里人踩烂的房子。她对我说没事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哥哥为了自己的妹妹,将妹夫揍一顿的事,哪儿都会发生。所以才有天上雷公,地下母舅的说法。沙莎让我跪在地板上用抹布揩污垢。我擦了半间屋子后,她又不忍心地将我拉起来,自己接着干。我蹲在一旁,她边做事边说,家里人已被她说服了,相信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我说谢谢时,心里一点也没有被感动,反而老在想师思家里的事处理完没有。
半夜里,沙莎对我说,她决定去监狱里看看牛会计。
半个月后,沙莎真的去了。
回来后,她说,牛会计在牢里养得又白又胖。
师思像是也长胖了。她同杂志社里的那些女孩,一天到晚讨论减肥的办法。其中有一条是:当杂志主编,然后被人追着打官司。
女邻居同张律师后来又来过三次,他们一次比一次强硬,咬定如果私了必须付十八万人民币。他们还找了局长。局长表面没什么,但王婶说局长内心里开始烦主编老莫了。主编老莫当然比别人更敏感,他想早日了结这事,不惜将杂志社的财务家底和盘托出。主编老莫自己提出的五万元上限是杂志社真实的承受能力。从这一点来看主编老莫是急了。无论如何,主编老莫不肯相信这事是“猫头鹰”在江南伸过手来操纵的,他要我们别提这事,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世界也没有这么险恶。现在,我们都明白,主编老莫这样做是不承认上了人家的当,他不能在这一点上丢人。据说,主编老莫偷偷约过“猫头鹰”的头头。对方推说忙,不愿见面,才将他刺激成这样。
主编老莫独自一人应付官司,我们全都被他派到全国各地跑发行。断断续续地忙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初,订单终于回来了,两万多一点的订数让主编老莫第一次冲着师思发火了。师思跑的是南方几省,那一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好的时候曾达到过五万。不管怎么变化,南方几省的订数始终占有半壁江山。这一次,却掉得大,其中浙江一个省居然只剩下二十七份。主编老莫说,师思想取而代之也不能这么放冷箭。师思则说,她又不是公关小姐,连请人吃饭的权也没有,她用尽了正常情况下的一切办法,没有空手回来,正好说明包括我们杂志在内的这个世界还大有希望。主编老莫无论怎么愤怒,在师思面前也还是留有余地的。
春节很快就到了。腊月二十二,“猫头鹰”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迎新座谈会,我和师思都被他们请去了。所有人都得到一个红包。里面封了百元压岁钱。我得了两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许诺的百元美钞。他们的头头正式请我去他们那儿。面对那五十万的发行量,我不能不动心。让我犹豫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是我看到韩丁的模样,比股市暴跌时还不开心。董博士倒是春光满面,他同我们握手后,正人君子般坐在师思面前不苟言笑。
我们的杂志只给一些关系户寄了贺年卡。
大家都指名道姓地说,应该给主编老莫吃点壮阳药。
难过的还是过年的日子,不管是回黄州还是去唐家墩,听到别人祝我和沙莎夫妻恩爱早生贵子时,我都要努力地笑着,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当然,在这个城市众多人口中,不快乐的也不只我们。王婶和汪总是门里门外的一对冤家。钱主任更惨,老赵病成这个样子,还要在局里值班,连三十、初一都不落下。在深圳工作的女儿,到新马泰旅游去了,钱主任闲得无聊,竟考虑起给王婶和汪总征婚的事。她还同沙莎说,师思的事已有七成把握了。她已安排好,让师思在情人节这天同男方见面。
我想雪上加霜,故意在给主编老莫打电话拜年时,将师思的事透露给他。
对这事唯一高兴的人是沙莎。
喜悦让沙莎在情人节到来的日子里,一天比一天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