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答说可以贵一些,毕竟嘴唇比鞋刷高贵。
师思依然上了“电麻木”奔六渡桥方向而去。
回屋后,我打开纸盒一看,是整整三十盒**。
我惊愕地叫了一声:“天啦!”我猜不透师思送这东西的心理。熬到天亮,我终于将韩丁唤醒,请他帮忙分析。韩丁将眼屎抠下来弹向空中,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对方希望你不要匆忙要孩子,免得有了羁绊后,你们想找机会重组家庭也不大可能了。初时我没将这话当话,但随后我发现这话太正确了。
我们的婚礼很平常,就像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一样,除了要做新郎新娘的我们,没有谁注意它。让沙莎提心吊胆的是,局长答应参加又没参加,婚礼为此白白推迟了半个小时,穿着红衣服的沙莎也掩不去脸上的苍白。她一改往日的沉静,忍不住小声对我说,局长是生气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我请她放心,局长是老武汉,懂得城市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我的劝说,对缓和沙莎的心情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乘着酒兴来闹新房的男女,不停地冲着沙莎说的那些半荤半素的话,以及手脚上的那些小动作。等到他们闹够了散去后,沙莎兴奋得像只**的小母狗。当她在朦胧的灯光下脱掉衣服后,我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动物,反正是亢奋起来。沙莎以前,我体验过几个女人。说心里话,只有沙莎为**所做的准备工作让我最冲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沙莎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处女的缘故。
我们在充满油漆味的新房里待了三天。初识此中滋味的沙莎同在办公室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她不停地要,得手一次就升华一次。有几次,她的急促让我都没机会使用师思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就这样,三天中我们也消费了两盒。弄得**怎么清扫也还有薄薄一层滑石粉。三天后我们不得不出门,因为沙莎患上了急性盆腔炎。大夫说我们是正派人,因为这岁月只有正派人才会在蜜月时患盆腔炎。沙莎特别高兴听到这话。
新婚的第三天必须回门。沙莎却不乐意。从医院出来,我硬是强迫出租车司机往唐家墩方向开。因为黄州那儿就是这么个规矩。沙莎这次没将我当乡下人,她让出租车停在一处巷口。然后,我们下车顺着巷子走到头,最后停在一所破旧的矮房子门前。我立即意识到沙莎为什么要结婚、要房子。我们进去简单地坐了一会,一家人除了给我们端上一大碗吃食以外,谁也不肯暗示,结婚之前的沙莎下班后是如何在这所破房子里安身立命的。
这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患了盆腔炎的沙莎因不能**而同我做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她说,在城市里要活下来很容易,要活出质量来则不容易。在城市里,质量要靠物质来打基础。空有精神,只会是一个流浪文人的**行为。这些天的**,让沙莎身上总处在充血状态,她一认真起来,声音沙哑得就像走了磁的录音机中的响声。她第一次用这种声音对我说,虽然我们结婚的动机是为了得到一所房子,但她已经铁了心要爱我一辈子。
沙莎是站在黄孝河路紧挨着我们住所的那几棵树下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卖花的老太太正在不远处盯着过往的人。她显然还记得我们已买过她的花,当我叫她时,她将玫瑰的价钱从每枝八元下调到六元。我将玫瑰递到沙莎的手上。沙莎说她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这么对她说我爱她。卖花的老太太刚收了钱就匆匆走开。一会儿,老赵就同钱主任手挽手地出现了。
我对他们说:“这年纪了,还能这样,真让人羡慕。”
钱主任说:“老赵昨晚还说羡慕你们年轻哩。”
老赵灰白的头发在晚风中翻飞了一下,他冲着我们笑一笑,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被钱主任牵走了。
老赵一直没有回头,只是在过马路时趁机看了一眼那卖花的老太太。
卖花的老太太随后走向公共汽车站,上了那辆524专线车。
沙莎也认真地说:“我们会有这么一天。”
沙莎想听到的三个字在心里没组成串,我无法一溜地对沙莎说出来。但上床后,脱光了互相搂抱着依然睡得很香。沙莎的成长环境使她只能像这个城市的许多女人一样,务实不务虚,更相信面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我也变得同她差不多了。
早上醒来时,我发现沙莎嘴角上像小女孩一样耷着一根口水涎,心里顿时生出一丝爱怜。除了身体器质反应外,这是我第一次为她心动。
在我伸手摸她的眉毛时,她醒过来了。
沙莎睁开眼睛就说:“肚子饿了,我想吃热干面。”
她特别提到解放公园路口,紧挨着市文联办公楼的那一家。
从前的书籍上总有病号饭一说。我穿好衣服,出门去给沙莎买病号热干面。下楼梯时,迎面碰上汪总领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往上走。我同汪总寒暄时,那个女孩冲着我妩媚一笑。我突然认出她就是前些时躺在韩丁**不肯走的那一位。汪总大方地向我介绍说,女孩是他们酒店公关部的副经理,叫小黄。走到街上,我才明白这时已是上午十点钟了。
找到沙莎所说的地方,正好走了一站路。我在人最多的那家摊点上买好两碗热干面,自己吃一碗,剩下的装进饭盒带回家。上楼梯时,正好碰上汪总同小黄往下走。汪总见我的样子就说我快成为一个地道的武汉男人了。我让过他们时,发现小黄的口红颜色同先前不大一样。
我掏出崭新的钥匙打开门,本以为沙莎还在睡觉,进屋后却听见她正用电话在同谁说话。听了几句,像是有谁要来。沙莎的声音有点怪,冷冷的像是在办公室里接待前来求职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
沙莎拿起热干面,只吃了一口眉头就皱起来。好不容易将第二口咽下去,她就忍不住数落开来,说我一定是偷懒,就在门外随便买了一碗拿回来哄她。我说了她推崇的那家摊点的模样,还掏出返回时乘524专线车买的车票作证。沙莎不但不信我的解释,还一并责怪我连一站路也不愿走,完全不像是从乡下来的人。我没说什么,将她手上的饭盒拿过来,一口气吃光了里面的热干面,然后又端着它出了门。这一次我叫了一辆“电麻木”,转眼就到了解放公园路口。我在三个同样卖热干面的摊点上各买了一份,拿回家摆在餐桌上,让沙莎自己挑选。沙莎只用鼻子一闻,就选出了她所要的。她还指着另一碗说,这是我刚买过的。我不能不佩服沙莎对热干面的敏感。尽管我刚发现她家就是卖热干面的,我还是认定这是她超过师思的地方。
这个故事半个小时后,就在武汉流传开了。
我说这应该是姐夫对小姨子的性骚扰。
她们大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我,到底是从乡下来的,真的以为是沾了小便宜。
这样的气氛让我觉得无聊。我躲进房里,给韩丁发了个寻呼,想问他过得怎么样。在等电话响的时候,我找出没有用完的名片,在上面添上新居的电话号码,并在号码后面写上(H)。我将名片都写完了,韩丁才将电话打过来。他过得很好,又有了新的女朋友,只是股票老也涨不到他心中的那个期望值。我劝他像换女朋友一样,赶紧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免得出现意外被套牢了。韩丁不同意,他说玩女人是玩感情,玩股票则是玩理智。韩丁说他有希望在春节前弄一串新房子的钥匙玩。
接下来我又给师思打电话,从接电话的女孩口气中我听出师思在办公室,但她不愿接我的电话。女孩同我打趣,要我别吃着碗里的肉,又瞅着锅里的鱼。我否认这一点,反说自己有种被她们开除的感觉。女孩对我叹气,满腹牢骚地说,杂志社的情况越来越让人心寒,主编老莫宣布了新的改革方案,将全社人员的工资同杂志的发行量捆在一起浮动。我一听,心里也不舒服,杂志发行的数量逐月下降,我们的工资就会变得没有出头之日。
在我纳闷时,客人们全走了。沙莎走进房中,根本不在乎我的情绪,武断地吩咐,十二点时有个姓王的经理要来,届时她躲在房里不出面。而我则要说她有急事出去了。待王经理坐下,她会打我的叩机。我趁机到房里回电话,并要故意将声音提高,让王经理能听见我也有急事必须马上出门。
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果然敲门进来。
我不知底细,只好照沙莎说的去做。
我拿着响个不停的叩机进到房里,沙莎将一张纸放在电话机旁。让我依照上面所写的意思瞎说一通。待我回到客厅,王经理马上起身告辞。我将王经理送到门外,转身关上门,沙莎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客厅,在王经理坐过的地方找寻起来。转眼间,就从茶几上的一本书里找到一只饱满的大信封。沙莎用两个手指一抠,竟然现出一大沓百元人民币的可爱真身。
7
由于沙莎不肯对我说王经理的来历,我也不肯接受沙莎关于家里的电话由她来接的规定。
沙莎的理由很充足:这部电话是从牛会计那里接转过来的,它可能牵涉到一些不同的秘密,她比我更了解局里的情况,由她先行甄别是必要的。沙莎有她的办法,当天下午她出门打针,回来时给我买了一双花花公子皮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哪个路边店里买的水货,打开纸盒,上面有张专卖店的发票。我逛过那专卖店,像这样的鞋最低也要六百几十元钱。虽然我心情好了些,但是心里更怀疑那只装钱的信封的来历。
让我吃惊的是,“猫头鹰”的头头给我寄来一封信,祝贺我新婚大喜。信中说,无论哪一天,只要我肯去他们杂志社坐一坐,他们就会送给我一百美元作贺礼。沙莎立即劝我趁着婚假未满,到武昌找“猫头鹰”将那张绿钞票取回来,让她见识一下。
我同老赵说了一会儿话,钱主任便拿了一碗汤过来,让老赵趁热喝下去。
老赵机械地将头埋进碗里。
钱主任抽空给我们讲了她的婚姻介绍所里发生的一宗趣事:有一对男女,用他们提供的代号联系上后,相互写了五十多封情书,彼此爱得死去活来,到见面时,才知道对方是五年前闹离婚打得头破血流的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