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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治理天下(第2页)

吕不韦曾将这种学说编入《吕氏春秋》,并广为宣扬。秦始皇也笃信这种学说,并将其纳入秦朝的统治思想。从此“五德终始说”正式成为秦汉皇帝制度法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阴阳家的“时政”论对秦朝的统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时政,即四时之政。有关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由来已久,阴阳家只是集其大成而已。最早从理论上系统论述时政的是《月令》。

《月令》是阴阳家的一篇重要的经典。《吕氏春秋》全文收录了这篇文章,并将它作为全书的大纲。儒家也将其收入《礼记》。可以说有关的观念和理论一直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之所以以“五德终始说”论证秦朝统治的合法性,以水德规范秦朝的政治模式,并依据四时之政制定有关的法律,是因为这既是他和群臣的政治信仰,又是社会大众的政治信仰。

秦始皇显然是一个有神论者。他非常迷信,不仅沿守秦的多神信仰,还把中华大地所产生的诸多神灵都接受下来,一一加以崇拜。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多神的世界。他还对仙人世界的存在深信不疑,企盼着羽化而成仙,变成长生不老的“真人”。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相信君权天授,“五德终始”,于是频频礼拜上帝及众神,祈求保佑。

他极力以华夏族共同信仰的皇天上帝来证明秦朝皇权的合法性,并自命为“水德”之王。他还千方百计地消除据说弥漫于东南大地的天子之气,以防范又一位获得天命的君主夺取赢秦天下。

墨家是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其信徒很多,影响颇大。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墨家学说代表社会下层民众的意愿,其尚贤、非攻、兼爱、节用、尚同思想不合乎统治者的需要。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墨家主张民主、平等、博爱。

但是,上述看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墨家的思想与实践都不具有与君主政治相对立的性质。墨家学者还得到包括秦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君主的礼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种否定君主专制制度的学说不可能成为一时之显学,更不可能得到君主们的青睐。

仔细分析墨家的政治思想体系就不难发现墨家的某些具体主张可能不能迎合统治者的欲望,而其政治思想体系与秦汉以来的统治思想并无根本性的矛盾。在政治上,墨家属于专制主义。

墨家主张尚同,其要点有六个:

一是人类必须实行君主制度。

二是最高政长至贵至智。

三是天子选拔任命各级政长。

四是政长逐级尚同。

五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

六是维护等级制度。

秦始皇骄奢**逸,不可能实行“节用”政策,然而他也宣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他与历代皇帝一样,“强本节用”这块招牌还是要高举的。

道学家说对于秦朝的统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

道家学派比较复杂。先秦道家中的一些学者有无君论的倾向,而更多的道家学者是主张实行君主专制的。特别是在战国秦汉之际,黄老一派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并获得一些统治者的青睐,曾经为皇帝制度法定意识形态的确立做出过特殊贡献。先秦道家对秦朝统治思想的影响主要通过四个渠道实现。

第一个渠道,是以区域文化为媒介。

第二个渠道,是以其他学派为媒介。

第三个渠道,是道家独有的学术优势。

第四个渠道,是道家自身的理论发展。

《经法》《十六经》《道原》《称》等黄老派的著作力主以法治刑名实现君主集权。许多学者称其为“道法”家。就基本政治主张而言,这些思想与秦朝的统治思想是大体相合的。

先秦名家以重视“形名”之学著称,它既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更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思想流派。

儒、墨、法诸家都很重视形名之学,而名家特指一批专门研究形名关系的学者。以形名之学讨论政治的学者大多把关于“形名”的哲学思辨与“刑名”“名分”“正名”等政治问题结合起来。

秦始皇在施政中,擅长运用刑名之术,他非常重视“审一”正名,立法定分,“循名责实”。这是符合名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的思路的。尽管秦始皇可能不是直接从名家那里学来的,但是名家的主要政治主张显然是当时统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与西汉王朝统治思想就基本构成和基本取向而言,大同而小异。主要区别在于由于皇帝制度的政治指导原则尚不成熟,法定意识形态尚未确定,秦王朝的统治思想比较粗糙,同时又受秦国的政治传统和秦始皇及其重要辅臣的政治倾向影响,其中法家思想的成分也比较浓重一些,而汉武帝以后,经过长期的选择,统治思想进一步完善,又确立了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

无论如何,秦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模式属于同一类型,它们的统治思想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差别。最能体现秦汉统治思想一致性的是“大一统”。

无论如何评说功过得失,有一个历史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第一次从疆域上、制度上和文化上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大一统”。秦始皇的“大一统”观念及相关的制度堪称这种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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