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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杀抗逆（第2页）

在励精图治的同时，武则天的权势欲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如果说她起初只是暂时临朝并无长远打算的话，现在就有了长期临朝称制的思想。而随着这种思想的产生，对李、武两家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一如既往，继续尊崇李氏。垂拱三年闰正月，封皇子成美为恒王，隆基（即后来的玄宗）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

垂拱四年正月，在神都创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京师太庙）之仪。”另一方面，一改先前限制外戚的做法，提高武氏地位，大搞武氏崇拜。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神都为高祖李渊等立庙的同时，“又（于西京）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公平合“理”，一视同仁，实际上，在一姓独尊的时代为武氏修崇先庙，就是对李氏的贬抑。因此，一些官僚，尤其是李唐宗室的一些人，对武则天越来越不满。

垂拱四年（688）二月，武则天下令毁神都之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明堂”相传为周公所创，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之室。汉魏六朝，多有设置。但“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靓”，因而各代所造差异很大。要问“明堂”是个什么样子，即使“巨儒硕学”，也很难说得清楚。

隋文帝开皇年间，将作大匠宇文恺据《月令》造“明堂”木样以献，文帝“方欲崇建，而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唐太宗贞观年间，令“儒官”议明堂制度，将欲建之，“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高宗永徽、乾封之际，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且改元总章，置明堂县，以示必建，而议者纷然甲，“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

武则天认为，建立明堂十分重要，可以赞五神、申宗祀、扬国威、顺物理，“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因而早在乾封之岁即上表请立。镇压徐敬业叛乱之后，她决心按高宗遗志和自己的夙愿修建明堂。鉴于太宗、高宗欲立明堂而诸儒议论纷纭的事实，武则天“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诸儒都说明堂应置于国阳丙已之地，即在皇宫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武则天认为丙已之地，“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乃“自我作古”，毁乾元殿，以薛怀义为使，役数万人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

就在这时，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看出了她的心事。四月，武承嗣亲自导演了一出“洛出书”的喜剧。史载，武承嗣使人在一块白色的卵石上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以碎紫石和药填之，使变得古雅别致，如天外之物，然后放入洛河边的一个小潭内。几天以后，派雍州人唐同泰从水中捞出，献于朝廷，宣称发现了“洛书”。《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尽管后人对“河图”“洛书”的理解不同，但都把河出图、洛出书当作帝王德高功大、治国有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代称。唐同泰既称这块瑞石得之洛水，无疑是向朝野宣告：武则天临朝以来，励精图治，天下太平，以致上苍降瑞，出现了洛书自现的奇迹。而且，这书上明明写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话，可见，上天的意思是让武则天永远当政。

毫无疑问，这是迎合武则天的权势欲望，为她长期掌权制造舆论的。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亦纷纷上表祝贺：“陛下以虔恭顾托，八篆灵开，超万祀而同存，历百世而罕逮。况乎阴阳景测，朝市天临，号令施于四海，机衡动于万国，灵心叶赞，景业会昌，荐希代之鸿宝，获非常之嘉应。固可以明種大宝，礼秩介邱，副神宗之乃眷，答上元之蕃祉。臣等遇偶休明，荣参簪笏。千年旦暮，邀逢累圣之期；百辟歌讴，喜属三灵之庆。无任凫藻踊跃之至。”表现出对武则天长期控制朝政的支持。

武则天极为高兴，决定在这块石头上大作文章。史载：武则天命其石曰“宝图”，擢唐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下诏指出，将亲拜洛水，受“宝图”;御明堂，朝群臣。令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集于神都。接着，加尊号为圣母神皇，作神皇三玺。

七月，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名出图小潭曰“圣图泉”，并于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为太师。此外，以先此曾于汜水得到瑞石一块，改汜水为广武。

但是，这些活动引起了李唐宗室的极为不满。他们认为，武则天这样做，必然会使武氏更加得势，而使李氏日益沉沦；长此以往，不仅大唐的江山社稷难以保障，就连自身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暗中串通，“密有匡复之志。”越王父子的反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越王李贞是唐太宗的第八个儿子，系燕妃所生。贞观五年（631）封为汉王。七年，授徐州都督。十年，改封原王，不久徙封越王，拜扬州都督，赐实封八千户。十七年，转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一万户。

永徽四年（653），授安州都督。咸亨年间（670～674），复转相州刺史。武则天临朝，加官太子太傅，除豫州刺史。此人“少善骑射，颇涉文史，兼有吏干”。在宗室中享有美名，被称为“材王”。但为人奸诈，有才无德，“所在或偏受谗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贬退，又纵诸僮竖侵暴部人”，因而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威望。

越王贞对武则天当权很有意见。武则天刚刚临朝称制，他便与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霍王元轨、元嘉子黄国公李谓、灵夔子范阳王李蔼、元轨子江都王李绪及其长子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计议反正”，准备造反。“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结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外托以畋猎，内实习武备”，由于武则天采取了预防叛乱的措施，给他们升了官衔，加之高宗新丧，正在办理后事，他们才没有行动。后来徐敬业起兵，他们看到徐氏别有用心，也没有参加。徐敬业败亡后，他们慑于武则天的威风和实力，暂时减少了串通。但当他们看到武则天作明堂，收符瑞，即将拜洛受图时，再也沉不住气了，便加紧联络，调动军旅，决心大动干戈，将武氏赶下台去。

垂拱四年（688）七月，黄国公李谓给诸王写信：“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报。”意思是说，皇太后为害渐深，宜早除之，如果等到拜洛受图之后，事情就不好办了。要求诸王早做准备。韩王元嘉又煽动说，皇太后拜洛受图，令宗室赴集，大享之际，必遣人告密，“因大行诛戮”，到那时，“皇家子弟无遗种矣。”其用意与李谓完全一致。

不久，李课伪造皇帝玺书，送给琅琊王李冲，云：“朕被幽系，王等宜各救拔我也。”李冲看后又伪造玺书曰：“神皇欲倾李家之社稷，移国祚于武氏。”分送韩、鲁、霍、越、纪等王，各令起兵以赴神都。于是诸王加紧准备，李冲父子尤为积极。李冲一面命其心腹萧德琮等召募士卒，一面与“诸王连谋”，与济州刺史薛颛、弟绪，绪弟驸马都尉绍勾结；李贞亦遣人与东莞公李融、寿州刺史驸马都尉赵环及纪王慎等相约。霎时间，形势骤变，宗室诸王厉兵秣马，磨刀霍霍，大有翻江倒海之势。

范阳王蔼遣使谒李贞父子，建议诸王同时行动：“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事无不济。”李贞父子亦认为，诸王于四方并起，可使武则天顾此失彼。因而着手制定起事日期。

当时，唐高祖第七女常乐公主捎话给越王说：“尔诸王若是男儿，不应至许时尚未举动。”催促起兵。越王制定好行动时间，分别通知诸王。诸王中有的还未接到通知，九月十七日，琅琊王李冲即提前起兵于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

李冲起兵的消息传到神都洛阳后，武则天立即以左金吾将军丘神劫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

当时，李冲率所部五千余人，欲渡过黄河，攻占济州，然后向神都进发。但道路为其部下武水县令郭务悌所阻。李冲大怒，首先向武水县（在聊城西南）发起进攻。郭务悌向魏州刺史求援，魏州刺史派莘县（为武水之西邻）县令马玄素带一千七百人入城拒守。李冲令其徒用草车塞武水南门，因风纵火，欲乘火入城。不料“火作而风回”，反而阻挡了自己的部队。由于攻不下武水，士气一落千丈，其大将董玄寂对人说：“琅琊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李冲杀了玄寂，结果“兵众惧而散入草泽，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过数十而已”。

二十三日，李冲见大势已去，慌忙逃回博州。但还未来得及入城，就被守门人杀掉了。李冲自起兵到失败，前后不过七日。丘神劫的讨伐军还未赶到，李冲的叛乱已告平息。乃“传首神都，枭于阙下”。

李唐宗室起兵“失败的主因，无疑是准备不足，行事仓猝”。由于李贞起兵的准备不足，时间仓促，加之诸王贪生怕死，因此，李冲起兵之后，诸王“莫有应者，惟贞以父子之故，独举兵以应之”。

史载，八月二十五日，越王贞起兵于豫州（今河南汝南）以应李冲。其时李冲已死二日，因路途遥远，消息闭塞，李贞并不知道。李贞起兵时，遣使约东莞公李融同时行动。“融仓促不能应”，在僚佐的逼迫下，只好把使者抓起来待变。

武则天得知越王将反，又着手组织讨伐力量。越王贞攻陷豫州上蔡（今属河南），闻其子已败，不胜慌恐，“欲自锁诣阙谢罪”。这时，新蔡县令傅延庆率勇士二千人赶到，李贞才改变了主意。为了鼓舞士气，他哄骗说：“琅琊王已破魏、相数州，聚兵至二十万，朝夕即到，尔宜勉之。”又在属县征兵，得七千余人，分为五营：李贞自领中营；以汝阳县丞裴守德为大将军、内营总管；赵成美为左中郎将，押左营；闾弘道为右中郎将，押右营；安摩诃为郎将、后军总管；王孝志为右将军，前军总管。又以蔡州长史韦庆礼为银青光禄大夫、司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余人”，势力大大超过了琅琊王。

九月一日，武则天命左豹韬大将军翻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夏官尚书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发兵十万以讨之。下诏削除越王父子属籍，改其姓为“虺”氏。

九月中旬，翻崇裕等部至豫州之东，距城四十里下寨。李贞自建府设官之后，常令道士僧侣诵经念咒，以祈事成。但所属官吏、兵士多以胁迫见从，“本无斗志”，“家僮、战土咸带符以辟兵”，只有其女婿裴守德武艺高强，愿为卖命。讨叛大军距城四十里，李贞令其幼子李周规同裴守德带兵前去拒战，结果刚一交兵，就一败涂葫地。裴守德等满身是血，逃回城内。

李贞大惧，无计可施。正踌躇之际，讨叛大军已兵临城下，把豫州围得水泄不通。越王贞登上阁楼，见城下人山人海，军容甚盛，预感到危在旦夕，不禁长叹一声。一位亲兵走来说：“事既如此，岂得受戮辱，当须自为计。”越王遂服毒而死。裴守德亦自缢。家僮等“舍仗就擒”。越王贞从起兵到失败也不到二十天，与其子李冲一样，头颅被悬于国门。

越王父子的起兵之所以这样迅速地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起兵不得人心。武则天自扫平徐敬业叛乱后，励精图治，采取了不少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措施，社会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支持她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叛乱，必然会遭到众人的反对。事实也是如此。李冲起兵后遭到博、魏两州军民的反击，官军未至，便已解体。

李贞起兵时，与纪王李慎联络“慎知时未可”，拒不合作；起兵之后，仅得士卒七千，且多是胁从之辈，“无心战作”，才一交兵，便宣告失败。当然，越王父子的迅速失败，也与宗室诸王不相救应有较大关系。起兵之前，越王父子与宗室诸王多次联系，制定了进军路线和起兵时间，但当他们先后起兵之后，“诸王仓卒无应者。”既得不到人民支持，又得不到宗室援助，势单力薄，自无立身之地。此外，越王父子的迅速失败，也与武则天及时出击，将帅用兵得法有一定的关系。总之，越王父子逆时而动，其下场同徐敬业一样悲惨。

武则天在镇压了越王父子之后，又“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课、常乐公主子东都，迫胁皆自杀”，更其姓曰“虺”氏，诛其亲党。

徐敬业的叛乱被平定了，越王贞的反抗也被镇压了，谁还敢再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呢?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武太后踌躇满志，向下一个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