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痛得蜷起身子,双手死死抱住头,小心避开了额上那个肿起的大包。
他试图喊出声来,仿佛喊出来就能把疼痛转移出去似的。
可传入到耳中的,却仍旧只有一片沉默。
窒息的、绝对的沉默。
冷汗从后背一层层渗出来,和闷热的空气黏在一起。
时间在黑暗里被拉得漫长,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那阵翻江倒海的胀痛才缓缓退潮。
周瑾瘫著喘了口气,额上的包一跳一跳地疼。
他躺在陌生的黑暗里,身上穿著陌生的粗布衣服,发不出一点声音。
而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地塞满了另一个“周瑾”的记忆。
这下可把周瑾嚇得不轻,心怦怦直跳。
他赶忙静下神来,试著去理清这团乱麻似的陌生画面和声音。
一点一点地,一段人生轨跡在他意识里清晰了起来。
这些记忆,竟然属於另一个也叫周瑾的人。
但这个人,不是活在21世纪的他,而是1964年的一个青年。
这个1964年的周瑾,是个哑巴,今年刚满二十。
他的父亲周强,早年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被抓了壮丁,从此音信全无。
直到现在六十年了,仍是生死不明。
所以,周瑾打小就和母亲李玲相依为命,娘儿俩在苦难里滚爬著长大。
李玲是个坚韧的女人,带著年幼的儿子一路逃难,最终在建国前落脚在了四九城。
挤进了九十五號四合院的中院,好歹在西厢房有了间二十来平的小屋。
虽然不大,但总算是个能遮风挡雨的家。
李玲后来进了纺织厂当工人,工资虽然微薄,但精打细算之下,养活母子二人倒也勉强够用。
周瑾虽然天生说不了话,但母亲咬牙坚持,愣是供他在聋哑学校读完了初中。
只可惜,他没能考上中专或者高中。
毕业后,因为不能说话,而且只是初中文凭,所以那些正经工厂他压根就进不去。
好在家里就两口人,负担不重,周瑾自己也勤快肯干,什么零活都愿意接。
搬搬抬抬、糊纸盒、剥核桃……
靠著一双手,每个月竟也能挣上十几块钱,添补家用,日子虽清贫,却也安稳。
然而,这短暂的安稳在一个月前戛然而止。
李玲的身体早年逃难时就落下过伤,当时条件差,只是草草处理,一直没太当回事。
这些年,她心里始终压著两块大石头。
一是记掛失踪的丈夫,二是忧心哑巴儿子的將来。
她总怕自己哪天不在了,儿子没个正式工作,往后可怎么活?
这份沉重的忧虑,让她在厂里下班后,还经常出去接零活,只想多攒下一点钱。
长期的劳累,加上沉沉的心事,终於拖垮了她。
一场大病袭来,李玲倒下了。
在医院里熬了短短一周,这个为儿子操碎了心的女人,还是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