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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忠诚为本 赢得理解和信任（第2页）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二十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他们安排妥当才放下心来。

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柩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可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国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4。交友贵在有雅量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认为：“以德求变的立世方法，由于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所以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己不断进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于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够宽阔，气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从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只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见解与自己不同，也应该抱一种容纳的心态来面对。在交流过程中自然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这样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转化在待人处世上。为官期间了解民情，体恤民众，甚至在咸丰年间，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民众着想，不爱民众，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书、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

曾国藩一生宁可自已吃亏也从不占他人便宜。这看似守旧的思想，实则包含了为人处世的大智慧。接受好处犹如给人把柄，后患无穷。拿别人的、用别人的终究是要还的，不以物抵也会用其他方式相抵。

所以，不贪心的人没有人情债，没有人情债的人才会活得更轻松。

让自己在别人眼里诚实可信

《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荀子则强调即使是普通的谈吐也一定要诚实可信。曾国藩认为诚实就是彻底地卸掉所有的伪装或技巧，把自己像一朵花那样打开，自然、朴实、亲切。

1。训诫弟子讲“诚”

曾国藩训诫弟子李鸿章，多次讲到“诚”字。

有一次，李鸿章从南洋调到北洋接替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今后用什么方式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回答道：“门生也没有什么打算，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同他们打痞子腔是最合适的。”

曾国藩一愣，心里很不舒服，沉默一会儿，他说：“痞子腔我不知道是如何打法，你试着打给我听听。”李鸿章是个精明人，见老师对自己的说法不满，连忙改口道：“门生信口胡说，还求老师当面指教。”曾国藩拂了一下胡须，说：“依我看来，还是要用一个‘诚’字。减能打动一切物，我想洋人也是人，他们也通人情。虚伪造作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想来这比痞子腔靠得住一点，你说是不是？”

曾国藩像孔子一样反对“多言”，也像老子一样反对“善辩”，但人生了一张嘴不可能作哑巴，话还是要说的，很多时候都需要靠说话与对方沟通，靠号召激励人心，靠言论推行主张，但是“一言欺诈。终不可久”。要让自己的话使人相信，就得把握一个“诚”字，这是人能立下大业、成就大业的根基。

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都是有基础的。当年的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一个规模宏大的基业是必不可少的。《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而一个诚字就是根本。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只有立下诚才可以有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住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我曾国藩认为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2。以“诚”为立身之本

曾国藩把“诚”字作为自己立身的根本，他一向以“诚”来训导自己的下属，要他们从日常生活做起，说实话，做实事，以诚相见。他还专门举了北魏高允的故事，用以说明“诚”字的重要。

北魏太武帝让崔浩负责编写魏国历史，太子的老师高允也参加了编写，他为了扩大影响，竟然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百官阅读，这使皇帝非常不高兴，责问高允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崔浩管的事多，只抓个纲要，具体内容都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

太武帝转过头来对太子说：“你看，高允的罪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恕呢？”

太子对魏太武帝说：“高允见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胡言乱语。我刚刚还问过他，他说是崔浩干的。”

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吗？”

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想救我的命。其实太子并没问过我，我也没跟他说起过这些话。”

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直率，心里有点感动，对太子说：“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这确是难能可贵的。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

曾国藩说完故事，感叹：“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意思是说，一个肯信任别人的人，虽然别人未必都是说话算数的，但是自己却先做到了说话算数；一个常怀疑别人说话不算数的人，别人虽然未必都是虚诈，但是自己已经先成为虚诈的人了。

曾国藩初建湘军的时候阻力很大，尤其是筹集军饷非常困难。他找到地方势力，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对方有条件，说：“可以给你一些军饷，但得帮我们做事。”曾国藩答应了，只要能把湘军组建起来对付太平军，与地方势力讲“诚”是必要的。这时有人反对曾国藩向地方势力妥协，曾国藩便把《礼记·曲礼》上一段形象的比喻说给大家听：

鹦鹉虽然能学人说话，但仍然脱离不了飞禽的种群；猩猩虽然能学人说话，但仍然脱离不了走兽的种群。现在有人如果不明礼仪，他的心不也是禽兽之心吗？只有禽兽不懂得礼仪。所以，父亲、儿子共同使用一只雌鹿也只能是禽兽而已。因此，圣人兴起，教人知礼明礼，并使人们懂得道德仁义，使他们明白作为一个人和禽兽的唯一区别在“明礼”。明礼便为万物之灵长，不明礼便与禽兽无异。所以，古人、今人都为一个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而艰难地活着。殊不知，全在一个“诚”字上下功夫。诚者会做人，会做人者明礼；明礼者，为人所崇敬，为人崇敬者有人助；诚者，能为社会树立成功的典范，成功者的思维、言行和事业都在“诚”之中，不违礼而合于理，合于理而能成于礼。

曾国藩说话算数，他的诚心感化了地方上的很多乡绅豪强，他们纷纷慷慨解囊，助曾国藩渡过了难关。

曾国藩非常欣赏与他同一时代的政治家胡林翼说的话：“诚信的最好道理，能够挽救人走出欺诈的极端。一个人能欺骗一件事，不能欺骗所有的事；能欺骗一人，不能欺骗所有的人；能欺骗一时，却不能欺骗万代。”他常把这句话讲给手下人听。

曾国藩说话的可信度非常高，这使他的身边聚集了不少诚实的朋友和耿直之士，这对他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诚可以格天”这一点来看，一个人的道德力量如果影响了整个团队，形成一股正气，那么对于一项大事业的完成就容易多了。

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对曾氏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集体利益，据理力争

一个人的行为除了要和自己的思想一致外，更应该符合时局的要求。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地保护自己，发展自己。

1。小事放松赢得短暂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