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清楚法国的程序。”他微微一笑,“正因为清楚,所以我今天才来见您,而不是直接向法国文化部递交公开照会。”
让·皮埃尔眼神一凝。
顾云继续说道:“正式照会一旦发出,文化部会启动程序,理事会会要求评估,议员会质询,媒体会站队。到那时,这件事就会从学术问题变成政治爭议。所有人都会讲话,但真正能推动事情的人,反而会被淹没。”
他顿了顿。
“我认为,馆长阁下不应该被淹没。”
让·皮埃尔的目光闪了一下。
这句话,就是顾云递出的第一块浮木。
不是威胁,而是抬轿。
官场上最厉害的施压,从来不是告诉对方“你不做就完了”,而是告诉他“只有你做,才能成就你”。
让·皮埃尔沉默片刻,问:“顾先生的意思是?”
“由您本人,以吉美博物馆馆长和欧洲去殖民化研究倡导者的身份,主动发起一项关於馆藏圆明园相关文物的学术溯源研究。”
顾云的语速不快,每一个词都像提前打磨过。
“第一阶段,不直接宣布归还,只宣布启动中法联合学术核验。第二阶段,在学术报告確认来源后,由您向法国文化部和博物馆理事会提交建议,提出基於歷史和解与文化合作原则,將这两块石雕返还中国。第三阶段,由中法双方共同举办小规模交接仪式,对外口径是——法国博物馆界主动推动战爭流失文物溯源与合作返还。”
让·皮埃尔的眼神越来越认真。
顾云把“归还”这件最容易引发法国国內反弹的事,拆成了三个阶段。
学术核验。
馆长建议。
政府顺水推舟。
这样一来,让·皮埃尔不是“擅自送出法国馆藏”,而是“率先推动欧洲博物馆伦理改革”。
同一件事,换一种敘述,政治风险和政治收益完全不同。
这就是官场里的刀法。
不砍骨头,先拆关节。
两人落座。
秘书倒茶时,让·皮埃尔端起茶杯闻了闻。
“祁门红茶?”
顾云笑了笑:“馆长阁下果然懂茶。”
“年轻时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让·皮埃尔抿了一口,点头道,“很香,比咖啡適合今天的谈话。”
李昂在旁边心里嘀咕:那可不,咖啡提神,茶醒脑。今天您老人家需要的不是清醒,是开悟。
让·皮埃尔放下茶杯,没有再绕圈子。
“顾先生,既然我们已经坐在这里,不如直接一点。您希望我做什么?”
顾云也没有再铺垫。
“我希望馆长阁下做一件符合您公开立场、符合法国国家利益、也符合歷史正义的事。”
让·皮埃尔的眉头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顾云从公文包里取出三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这三份文件,让·皮埃尔已经看过。
第一份,是1860年12月法军上尉库赞的私人日记摘录。
第二份,是1869年巴黎公证人协会关於库赞遗產拍卖的记录。
第三份,是1876年吉美博物馆入馆登记簿上那条模糊到近乎故意的“远东文物”。
但同样的文件,在不同场合被不同人推到面前,重量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