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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李建成谋反案 谁是幕后黑手（第2页）

事实上，当秦王势强、太子势弱的时候，李渊也始终站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场上，否则也不会在刘黑闼起兵、河北告急时迟迟不愿起用李世民，更不会在刘黑闼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时全力支持李建成挂帅出征、建立战功。而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之后，声望显著提升，势力有所增强，储君地位也随之巩固，根本无须担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史书记载，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只要李建成保持现状，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天子宝座自然就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么可能会谋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为了防患于未然，打算彻底消除威胁他储君地位的因素，那么他要对付的人也应该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渊。因为直到武德七年，李渊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违规操作被揭发的情况下，李渊仍旧一如既往地对他寄予信任，否则也不会在前往仁智宫避暑的时候命太子监国、留守长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杨文幹谋反的目的却是为了篡夺皇位。换句话说，他们矛头所指正是李渊本人。试问，在明知道李世民对其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李建成怎么可能动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将李渊和李世民一举翦除，否则以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势力来看，李建成这么做无异于自掘坟墓。

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李建成真的铁定了心要将李渊和李世民一网打尽，那么他的谋反计划也应该是首先在长安发动政变，彻底控制李渊，一举消灭李世民，掌握中枢大权后，再命令杨文幹在外围起兵响应，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事实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渊去了仁智宫后，才让杨文幹在异地起兵，此时无论是李建成从长安发兵还是杨文幹从庆州发兵，一路上都必须经过高祖有效控制的州县，最后才能打到宜君县的仁智宫。这不但是鞭长莫及，而且是打草惊蛇！暂且不说叛军有没有能力打到宜君县，就算其占了先机，一路畅通无阻打到仁智宫，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扬长而去，并且极有可能调集了四方兵马，给他们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所以说，这样的谋反计划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纵然军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开创李唐的元勋之一，其政治智商和军事才能断不至于如此低下。

就算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李建成这么做是想趁李渊离开京师、朝廷空虚的时候夺取政权，那么这个谋反计划是否就变得可行了呢？

很遗憾，这样的设想同样不能成立。道理很简单，在武德七年的李唐王朝，论政治号召力，高祖李渊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他对政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论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势力，可以说整个李唐王朝无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况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领了京师，他所得到的，无非也是一个政权的空架子和长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县的避暑行宫中，同样可以在政治和军事上牢牢把握这个帝国，照样可以在仁智宫中号令四方。而这一切，当了多年太子、长期在李渊身边协理政务的李建成绝对不可能意识不到。

综上所述，李建成谋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资治通鉴》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违背逻辑和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当代的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后也纷纷提出质疑，最后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如李树桐在《唐史考辨》中说：“《通鉴》内，有关杨文幹反事连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牛致功的《唐高祖传》称：“事实证明，杨文幹造反与李建成没有关系。”黄永年在《唐史十二讲》中说：“李渊既然对李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元吉转蒙恩宠’，建成又何必冒险用军事行动来夺取政权？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渊还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备突厥，毫无恩宠衰薄的迹象？足见统统出于诬陷增饰，不是事实。”

事实上，就连《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在《通鉴考异》中引用刘餗（《史通》作者刘知几之子）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

所谓“妄告东宫”，关键就在于这个“妄”字。也就是说，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那么，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显然，他们如果不是被人收买，就是受人胁迫。那么，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李世民。

正如牛致功先生所称，武德年间，当“两大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与事无关者是不会陷害太子，为李世民出力卖命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是尔朱焕和桥公山，还是杜凤举和宇文颖，其背后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和操控。

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当高祖对秦王郑重作出废立太子的承诺后，李世民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政治PK中胜出。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就在李世民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忽然间梦想幻灭，一切都打回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李世民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李渊反悔了。

正当李世民意气风发地前去征讨杨文幹时，李建成施展浑身解数，动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对皇帝施加影响，其中包括齐王李元吉、后宫嫔妃群和重臣封徳彝等人，最后终于促使李渊回心转意，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

要说李渊是因为耳根子软，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才改变主意，那就过于低估李渊的智商了。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围剿杨文幹的军事行动也已展开的时候，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劝说和提醒，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说白了，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失，无非就是“私运盔甲”这一条，可要说杨文幹起兵一定是太子指使，明显是证据不足的。当然，太子私运军用物资肯定也属于违法行为，但断不至于被废黜！

所以，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违法的把柄，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颠覆储君之位。至于说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了。当今天下，还有谁比秦王更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强大的策划能力呢？

当然，李渊没有证据，只能猜测。但就算是猜测，也足以让他打消废黜太子的念头了。

随后，李渊就命人释放了太子，命他仍回京师留守，然后各打五十大板，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后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只替罪羊：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把他们全部流放巂州。

就在李渊作出上述决定的同时，李世民也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杨文幹叛乱。

在这场短命的叛乱中，杨文幹唯一的战绩就是出兵占领了宁州（今甘肃宁县），可当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抵宁州城下的时候，杨文幹的军队就不战自溃了。七月初五，杨文幹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传送长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李建成谋反案”就这样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了。高祖李渊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给这起震惊朝野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之所以说它不算圆满，是因为这种“和稀泥”的处置方式即便能够勉强维系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这却是一种极其脆弱、危机四伏的平衡。

毫无疑问，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对这个处置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

对李建成来说，既然高祖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并且对太子和秦王各打五十大板，那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太子是被诬陷的，而且肯定也意识到秦王就是制造假案的幕后黑手。按照唐律，诬告别人谋反若不属实，诬告者本人是要处以谋反罪的，这就是“反坐法”。可现在倒好，仅仅流放一个秦王府的属官杜淹，秦王本人却安然无恙，丝毫不受惩处，这怎么说得过去？这不是在纵容秦王阴谋夺嫡吗？

而对李世民来说，既然高祖已经作出了立他为太子的承诺，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太子谋反案确为秦王府一手炮制，那么高祖就不应该打秦王“板子”、流放他的属官，而应该兑现承诺，立他为储君。所谓天子口中无戏言，堂堂的一国之君怎么能信口开河、出尔反尔呢？再者说，就算太子谋反是假，可杨文幹兵变总是真的吧？杨文幹是东宫旧部也是真的吧？太子给杨文幹私运盔甲更是不争的事实吧？就冲这些证据确凿的事实，太子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能不痛不痒地流放两个东宫官吏就算完事了呢？更何况杨文幹兵变毕竟是秦王平定的，到头来平叛功臣反而遭到责罚，如何能让人心服口服？

所以，尽管让李渊深感不快的这一页貌似翻过去了，但是对于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却远远没有了结。换言之，发生在武德七年夏天的这起事件，仅仅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而已。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储位之争，终将从尔虞我诈的阴谋，演变成**裸的暴力和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