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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动荡年代18471858年（第2页）

1859年，法奥战争爆发，法军击败奥地利军队。皮埃尔兄弟的动产信托银行资助了法奥战争，开始显露败象。1860年，动产信托银行的股票从1600法郎下跌至800法郎。此后由于动产信托银行的一名董事曝出金融诈骗的丑闻，致使皮埃尔兄弟的信誉扫地，福尔德因此引咎辞职。但是，一年之后拿破仑三世又重新召回了福尔德。复职后的福尔德对皮埃尔兄弟明显冷淡，动产信托银行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扩张过度，管理不善，利润逐年萎缩。

由此，福尔德向拿破仑三世发出了这样的建言：“法国政府在筹集公债方面不能依靠皮埃尔兄弟，而应与罗斯柴尔德银行修好。”

1864年，拿破仑三世出兵墨西哥，企图将亲法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扶上王位。皮埃尔兄弟为政府发行战争公债，企图从中大捞一把。

这时的詹姆斯早就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失去信心。不出所料，法国战败，马克西米利安被革命者处决，为政府发行战争公债的动产信托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时候，投资者都看出了信托银行只不过是在搞投机，外强中干，这些投资者都将皮埃尔兄弟告上了法庭。

拿破仑三世也开始冷落皮埃尔兄弟，他信誓旦旦地说道：“动产信托银行为政府做了很多事，但我不能阻止国家的司法程序。”拿破仑三世的这番话成为压垮动产信托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动产信托银行开始用自己的本金向投资者支付股利。1866年，动产信托银行出现了800万法郎的赤字，股价下跌到350法郎，从此一蹶不振。

1867年10月，动产信托银行宣布破产，皮埃尔兄弟逃亡到出生地葡萄牙，在一间普通的公寓里，过着贫民的生活。这时，皮埃尔曾经的支持者福尔德也辞职，几个月后就在失意中死去了。至此，人们才看清了，在两个金融巨人长达十几年的争斗中，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同盟体系的终结

合伙人机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经营成功的法宝，在这一体系之下，所有成员在一个联系紧密、不可分割的利益团体中团结协作，任何动议都需经合伙人集体讨论，任何业务需经一致同意才能计划、实施，业务成果平均分配，这使得这一家族企业保持了近一个世纪的活力。

有一些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在1815—1914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轻易地占据了世界最大银行的宝座。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联盟里。20世纪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公司和人物，即便今天最大的银行业国际公司，也享受不到罗斯柴尔德公司鼎盛时的“霸权”。今天，没有任何人拥有的资产占世界财富的份额能够与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的内森以及詹姆斯匹敌。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合伙人体系的弊端日益显现。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同分行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严重，问题越来越尖锐，合伙人之间存在着不和和争吵。不可避免的是，家族的整体野心使罗斯柴尔德成员的个人意愿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卡尔为此抱怨道：“在巴黎，他们总是什么都想插一杠子，特别是那些他们不懂的事情，结果往往是他们自己的管理出问题，却坐享我们辛勤工作的成果。”

面对这种有碍团结的现象，詹姆斯心急如焚。他一再肯定原来的合伙人体系，并高呼：“每个人都必须手拉手共同前进，让其他人可以确信每部分的业务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而且银行之间应该相互鼓励和支持，让其他人完全了解你的生意情况，每个人都不会试图把所有的好处一个人包下来。”

在这个时期，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和其他银行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安塞尔姆愿意与那些对手银行，包括佩雷尔兄弟的下属银行、地产信贷银行，甚至是世仇的艾兰格尔集团进行合作。

事实上，安塞尔姆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于现实需要。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虽然垄断了新发行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国债，但随着这两个国家引入了新的国内金融资源，这种垄断控制的局面被逐步打破。1897年以后，所有新发行的国债都必须分配给邮政储蓄银行一定的份额。6年之后，奥地利财政部长允许罗斯柴尔德银行之外的大型银行，例如维也纳银行参与到主要的债券变换工作中，而且，这两国还对新发行的债券采用了公开申购的体系，这个做法在当时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欧国家的通行做法。

既有外在市场竞争的重重压力，又伴随着股份合作制银行这样强大对手的崛起，与过去相比，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金融势力在明显地减弱。当新的承销项目变得更大，要求合伙制企业的账面有更大数额的资金时，他们独力难支，不可能不取得当地银行的支持而独自承销大型的债券发行。他们需要与当地银行发展伙伴关系——在伦敦是巴林银行，在巴黎是高级银行，在维也纳是商工银行，在德国是贴现公司，这些银行的业务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之间的跨境交易额。

于是，阿道夫做出了退出合伙体系的决定，并且在1863年关闭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不勒斯银行，理由是那不勒斯市场已经丧失了其自身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他退出了他的股份——实际上相当于清盘那不勒斯银行的资本金。与此同时，安塞尔姆也试图摆脱维也纳银行对巴黎银行的从属地位，这之后伦敦和维也纳银行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账务分家的情况。家族内部关系不和，不思进取，合伙制的弊端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家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伙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松散，对这种合伙关系的修订也越来越频繁。由于遗产税的引入，家族需要一种更精确的方式来评估每个人在合伙企业里的股份市值，因此，大家决定以年度为期，编制合并的资产负债表。在其最后的十年里，老罗斯柴尔德所创立的这个合伙人体系实质上只有英国和法国两个轴心，它与维也纳的联系几乎终止了。

到了20世纪早期，这种跨国合伙同盟体系，终于走到了尽头，由内森、詹姆斯、萨洛蒙分别建立的伦敦、巴黎和维也纳银行，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实体。

对于以维系家族为使命的詹姆斯来说，这样的局面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僵化的体系被充满活力的新体系所替代，这是大势所趋。

沉默的议员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金融市场呼风唤雨，但由于他们都不属于英国国教教徒，所以，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行为都受到了相当多的限制。他们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特别是参与内阁事务困难重重，原因是每一个内阁成员在获得议员席位时，都要有一个宣誓：“完全忠诚于基督教信仰。”这对于坚守犹太教信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当然是不可接受的。

当时，在英国这样一个以宗教刻板闻名的国家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争取犹太人的权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最后取得了胜利。在这一进程中，内森的儿子莱昂内尔功不可没。他是家族中第一位走上政治舞台的成员。

与父亲内森迥然不同，莱昂内尔性格恬静，做事循规蹈矩，没有年轻人常有的叛逆性。在父亲的亲自**下，他继承了父亲的金融天分，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商业手腕。1833年，英国政府从罗斯柴尔德银行借了2000万英镑，内森让莱昂内尔亲自运作这笔贷款，结果组织得非常成功，由此，莱昂内尔在英国金融界声名鹊起。内森去世以后，莱昂内尔顺理成章地成为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门人，银行的生意在他手中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当时，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权力集中于议会，议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英国，只有当上了上议员，才能真正进入政治生活的圈子。在好友英国首相狄斯累利的大力游说下，莱昂内尔终于下决心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大选。彼时，外界也在敦促莱昂内尔在政治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1841年，爱尔兰领导人丹尼尔的一个政治协会邀请他出席一个公共集会，提议讨论犹太人的政治地位问题。两年后，甚至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他参选提供帮助。

在最关键的时刻，家族成员从来没有停止过为莱昂内尔打气。安东尼留在伦敦，给莱昂内尔的竞选提供援助。纳撒尼尔也写信给他说：“我希望你能成为下院议员……我可以想象这次竞选给你带来了很多烦恼和麻烦，但上帝保佑，你一定会成功的。这是你们家庭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并且会给德国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带来福音。”

在下议院议席的角逐中，莱昂内尔的参选纲领没什么特别的，除了“信仰自由”的宗教纲领外，就是支持自由贸易。他认为犹太人要拥有自己的权利，他还主张扩大公民权，并宣布反对死刑。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在1947年大选举当中，莱昂内尔轻松获得了竞选的成功。

捷报传来，莱昂内尔的家人和朋友都迫不及待地为他开庆功宴。纳撒尼尔的妻子欢呼道：“这一选举结果对犹太民族来说，是新世纪的开始。他们跟你一样，获得了最伟大的成功。”萨洛蒙也从维也纳写贺信给他说，没有什么消息比这更令他兴奋的了。

然而，他们的兴奋之情很快就化为乌有——莱昂内尔被要求以基督教的方式进行宣誓，但他却希望以犹太教的方式宣誓，此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851年4月，一个新的《断绝宣誓（犹太人）》法案递交给国会，最终英国下议院通过法案，允许莱昂内尔以一个犹太教徒的身份宣誓，这一法案最终还是被英国上议院否决了。莱昂内尔毫不妥协，宣布退出以表示抗议。

或许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莱昂内尔如此固执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人也不一定会理解。在犹太商人中间，为了金钱和利益而放弃犹太教信仰的，从来不乏其人。在著名的犹太银行家中，伦敦的哈姆勒，柏林的布莱希罗德等都皈依了基督教。犹太商人的人生目标简单直接，清晰明确，一切都是为了利益，这对成功极有助益。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却是一个例外，即使遭受种种磨难，他们也不愿意违心地接受其他信仰，反而因“风雨生信心”而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

1852年，莱昂内尔再次参选下议院议员，却再次因上议院的阻挠而无法就职。这反而激发了莱昂内尔的斗志，他决定继续努力下去，直到当选为止。于是，在他的从政道路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循环：竞选——当选——拒绝就职——再次竞选——当选——再拒绝就职。截至1858年，经历了十四次“废除犹太人无资格参加议会政策”的努力之后，情况终于发生了扭转。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莱昂内尔的就职成了当时英国政坛的一个热门话题。为了支持自己的老朋友当选，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不顾自己所在的保守党的立场，多次呼吁议会能够主持国家公正，摒弃曾经在黑暗时代的迷信，为身为自由党员的莱昂内尔助威呐喊。

日子一天天过去，莱昂内尔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了越来越多公众的同情和支持。由于他的被迫辞职使得伦敦商业区显赫的政客们之间弥漫着巨大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内阁压力越来越大。1858年7月，英国上议院终于做出妥协，同意下议院可以采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修改议员的就职誓词。

7月26日，莱昂内尔终于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下议院宣誓就职。在刚刚通过的法案中，宣誓形式已经修改，正好符合他的情况，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长期以来所期待的政治胜利，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这实在是不同寻常的。为此，他的妻子欢呼道：“缺口已经打开，诽谤、偏见与狭隘的障碍显然正在消除。”

随后，莱昂内尔以犹太教的圣典——《圣经》（旧约）宣誓，签署了誓言，最终在经过了十多年的考验后得以就职。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他整整用了十一年的时间。然而，一切的等待都是非常值得的。27年后，莱昂内尔的儿子纳撒尼尔成为英国第一位犹裔贵族和上议院议员，他同样也是用他父亲的犹太方式宣誓的。

莱昂内尔的雄心并不在于政坛中的风光无限。当选下议院议员后，他从未在议会的任何一次会议上发过言。很多年来，由于身患严重的痛风，他无法行走自如，在他去世前的很多年里，他都无法进行任何运动，他得坐在为他特制的轮椅上才能到办公室，这也阻碍了他参与四处积极奔走游说、拉选票的活动。不过，他的同事高斯陈先生向公众宣告，莱昂内尔仅仅坐在他新法院的办公桌前，就能发挥比其他更为积极游说的代表们多得多的影响力。

事实上，由于英国上流社会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使得莱昂内尔在英国下议院所能发挥的影响极其有限，这或许是造成他情绪极易暴躁的原因之一。为了从这种忧虑和束缚中获得些许放松，也出于一种宗教义务，莱昂内尔广施善举，一旦有什么海外捐助活动，他都是第一个寄出汇款的人，并且还给成立的基金会进行捐赠。每当他听说这些捐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时，他的双眼就会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有些人试图寻找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的动力，找到的唯一源头，恐怕就是对上帝的信仰。正如莱昂内尔在遗嘱中对他的儿子们所说的：“不要忘记对上帝的责任。”

莱昂内尔去世的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用了很大篇幅记述了莱昂内尔投身于犹太人政治解放运动的成就，以及他历时十一年竞选议会席位的历史。文章对这位坚毅、有才华的人给予了颂扬，称他是当时经济世界中的金融舵手，同时，他也在英国社会赢得了广泛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