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可在我们党中央还被奉若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毛泽东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顺着王稼祥的话题说道,“翻一翻中国的战史,有哪一个取胜的战役,是不会说中国话的洋人指挥的呢?”
毛泽东这番话语在王稼祥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他终于失去了政治家那应有的忍耐性,遂断然地下了结论: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愈演愈烈,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还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与迫害。他在三年多的逆境中认识到:真理被当作谬误是常有的事。与此同时,真理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暂时被谬误所战胜。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觉悟。如果操之过急,他个人被谬误打倒事小,三万多红军——还有未来中国的革命就会遭到很大的损失了!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急于和博古、李德交锋的真正原因。今天,他听了王稼祥的结论之后,又试探性地问道:
“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想了很久了,”王稼祥大有破釜沉舟之慨,“只有把他们轰下台,由老毛你来指挥红军。”
毛泽东知道王稼祥说的是肺腑之言,但他并没有附和着王说下去。他沉吟片时,又不无担心地问道:
“会有多少人赞成你这种意见呢?”
王稼祥自然也清楚毛泽东这句话的内涵,他想了想,遂说了这样一句话:
“事在人为嘛!”
毛泽东赞成王稼祥说的“事在人为”,这是因为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军事路线,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而军事路线这件可为又必须为的大事靠什么呢?靠人为。但是,毛泽东深知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不能出面。因此,他仅仅是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而已。
王稼祥理解毛泽东的处境,在政治斗争中,投鼠忌器也是必要的。他想过许久了,这件做“人为”的人的工作,已经责无旁贷,或说是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另外,他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深知,欲要改变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单靠中央政治局委员还不行,必须发动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现身说法,才能给博古、李德以致命的一击。为此,他首先找了聂荣臻同志。
聂荣臻由于脚化脓了,坐担架行军,有时还跟着中央纵队行动。诚如他自己事后所说:“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他通过痛苦的思索,逐步形成了坚定的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可“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想见,王稼祥和聂荣臻越谈越投机,大有一拍即合之意。很快,他们二人得出如下的共识: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说到必须召开一次高级会议的事情,王稼祥清楚:那一定是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单靠他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不行的,还必须和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会商。
王稼祥与张闻天进行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交谈,是在黄平附近的一片橘林中。两副担架一字儿摆好,王稼祥和张闻天头靠着头,望着满树金黄的熟透的橘子,进行着深入的交谈。但是当说到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二人又陷入了长时间的凝思中。突然,一阵寒风吹来,一个硕大的橘子脱枝落下,刚好砸在了张闻天的头上。王稼祥惊得抬起头,关切地问道:
“洛甫,砸疼了吧?”
“刚好起到清醒的作用。”张闻天顺手拿起这个橘子剥开,把橘瓣递给王稼祥,“吃吧!”接着,他把橘皮送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品着。
“你怎么吃橘皮?”王稼祥惊诧地问。
“橘皮入药,可以治病。”
“你有什么病?”
“害了苦中思甜的大病!”
王稼祥恍然大悟,遂又把话题扯回到“怎么办”上来。他怅然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到了苦中思甜的时候了!你是常委,是有权向政治局建议的,我们总不能像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吧?”
“我想过了,仗这样打不行,我看还是要老毛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强。”
“我也同意。”
“你和老毛谈过了吗?”
“谈过了。他担心:他们会交权吗?”
“这由我来做。找个适当的时机开会,由中央来决定。”
王稼祥和张闻天谈过话后,立即给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打了电话,转达了张闻天同志的意见。令王稼祥高兴的是,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高级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正当此时,他们突然接到通知,大意谓:请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赶到猴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愕然问道:
“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
毛泽东笑了笑,似成竹在胸地说道:
“我看他们还是要否决黎平会议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