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三（第3页）

“爸爸，抱……”

毛泽东一听这稚气的叫声，内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当他循声再一看那期待已久的伸展着的一双小手，双眼忍不住地模糊了，他下意识地俯下高大的身躯，抱起了小毛……

“爸爸，小毛想……”

“小毛，爸爸也想……”

贺子珍不知看过多少次老毛抱小毛，但唯有这一次她是打心里不愿看这父子相见的情景。她或许是对未来想得太多了，一见毛泽东那少有的表情就不由得心里一酸，就又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

毛泽东的视线很快从小毛移到了贺子珍的身上，他心里清楚：贺子珍不希望他带来骨肉分离的消息。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又不能不把真情相告。怎么办？他沉吟良久，把在回家的路上就想好的话说了出来：

“按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

尽管贺子珍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这种结果，但是当这件事变成现实之后，她在内心中筑起的感情之墙瞬间倒塌了！一时间她失去了主意，泪水忍不住地淌了下来。但是，当她想到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心境的时候，她又强忍着把冲开情感闸门的泪水送回心底的深处；当她再想到毛泽东大病未愈的时候，一种伟大的爱战胜了因分别而造成的痛苦，她故作平静地说道：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他奶妈家住一个时期，看看情况再说。”

这时，小毛虽然不知走的真实含义，但他本能地认为刚刚回家的爸爸不该再出远门，因此，他紧紧抱住毛泽东的脖子，天真地说道：

“我不让爸爸走！我不让爸爸走……”

此时的毛泽东只好答说“爸爸不走”，哄得小毛高兴。但是，当他再一看贺子珍那强做出来的平静表情，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毛泽东想到了红军中还有不少像贺子珍这样的女战士，他有责任为她们请命。换言之，说服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她们随部队转移。因此，他又对贺子珍说道：

“你走不走，还得听听我的意见呢！”

“那你的意思是……”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我们绝不放弃中央苏区！”

贺子珍听后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安抚了贺子珍和小毛之后，又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的会议。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压抑的。无论是随红军转移的同志还是留下的同志，心里都像是灌了铅似的分外沉重。另外，与会者或许是都知道毛泽东的政治处境，谁也不向他这位主席询问些什么，会议一结束就默默地散去了。这时，一位面目清癯、身材瘦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走来，低沉地说道：

“老毛，我希望随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同志坚持要我留下，你给中央说说好吗？”

他就是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早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并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联采访，他写的《俄乡纪程》等报告文学曾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直主持党的理论刊物，同时还撰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翌年，他出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主持起草党纲，积极支持国共合作，并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大革命期间，为促成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自党的四大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之后，一直是党的主要核心成员。因此，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他主持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但是，此后不久开始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长达两年之久。一九三○年八月与周恩来奉命回国，主持召开了结束立三路线统治的六届三中全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以右倾为名被赶出中央。从此，他在上海与鲁迅、茅盾等人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一九三四年二月，他被迫撤离上海，转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博古等人为什么要把瞿秋白留在苏区呢？这其中有着鲜为人知的原因。

博古与王明等人在苏联留学期间，在校长米夫等人的支持下，曾在中山大学搞宗派活动，有意打击反对他们的同学，并酿成了被史家所称的“中山大学风潮”。当时，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来到中山大学，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最后严肃地批评了王明、博古等人，平息了“中山大学风潮”。不久，王明、博古等人相继回国，他们由稍后回国的沈泽民等人的口中获悉：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遂抢先向党中央发难，并在米夫的支持下强行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轰下台。同时，又把王明捧上领袖的宝座。不久，顾顺章、向忠发等相继叛变，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怕死的王明在米夫的认同下调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他又把党的第一把交椅交给了博古。而这时的博古依然大权在握，在干部路线上执行宗派主义，把反对过他们宗派的人留在苏区，算作一种变相的惩罚。因此，不准瞿秋白随军转移也就在所料之中了！

毛泽东一没有去过苏联，二没在上海和王明、博古等人共过事，因而他并不完全知道这些靠共产国际起家的宗派主义者和瞿秋白的恩怨。另外，毛泽东认为自己是红都政府的主席，教育委员的去留应当听听他这位主席的意见。因此，他大包大揽地对瞿秋白说：

“请放心，我这就去找博古同志谈。”

博古，原名叫秦邦宪，于一九○七年出生在有无锡十大家之称的望族大户秦家。他早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探寻救国之途，并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赴苏联，入中山大学读书。在苏联期间，他起了一个俄国名字博古诺夫，回国后省去诺夫二字，自称博古。诚如前文所述，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与王明等人结为宗派主义小集团，不知是自诩还是被他人所讥，在历史上留下了“二十八宿”的称谓。在苏联学习期间，他与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有四大金刚之称。回国之后，他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局书记。王明赴苏联之后，他又出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主要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同陈云一道撤往中央苏区，在六届五中全会上仍被指定负总责。他在苏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亲手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历经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央苏区丢给蒋介石，遂又采取逃跑主义的策略进行战略转移。

在宗派主义者的眼里，大凡反对他们的人都被视作宗派主义。实际上在博古的眼里，毛泽东就是最大的宗派主义。或许由于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与朱德等同志一手创建的缘故，博古一直怀疑毛泽东“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至于李德，就更是“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因此，当博古听到毛泽东为瞿秋白请命的话后，断然回答说：

“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

毛泽东听后愕然，自知再说也不起什么作用，遂转身拂袖大步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