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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页)

且说我的新主人把我带回了家,我便指望他再出海的时候会带上我,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会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俘获,到那时我就可以重获自由了。可是我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他出海的时候总是把我留在岸上照看他的小花园,并在他家里做一些奴隶做的苦役。等他出海回来,就吩咐我睡到船舱里去替他看船。

在那里,我整天都在琢磨怎么逃走,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可是发现连一丝希望都没有。当时我根本就不具备逃走的条件: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跟我一起逃跑,没有别的奴隶,没有英格兰人,没有爱尔兰人,除了我之外也没有苏格兰人。所以两年间,我反复想象着怎么逃走聊以**,却一直都没有碰到任何有望将逃跑的想法付诸实施的机会。

大约两年后,我的境况忽然发生了变化,这让我脑子里再次燃起争取自由的希望。现在主人在家里待的时间比以往长。我听说是因为手头缺钱,无法配置出海的装备。他经常乘坐大船上那只舢板到开敞锚地去捕鱼,每个星期去一两次,有时候天气好,去得更频繁。他总是带上我和一个莫里斯科小孩替他划船。我们两个颇得他的欢心,而且我捕鱼的时候手脚很麻利,因此,有时候他会派我跟他的一个摩尔人亲戚以及那个被叫作莫里斯科的小孩去替他捕鱼。

一次,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早晨,我们出海去捕鱼,海上突然升起了浓雾。尽管我们距离岸边不到半里格[13]远,但是已经看不见海岸了。当时我们辨不清东南西北,只是拼命划船,划了一天一夜,结果到第二天早晨发现我们不仅没有靠近岸边,反而划进海里去了,距离海岸至少有两里格。最后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靠了岸,当时情况很危险,因为那天早晨风刮得很紧,特别是我们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这次的事故提醒了主人,他决定以后多加小心。他手上刚好有从我们那艘英国大船上拿来的长舢板,便打定主意以后不带罗盘和粮食就不去出海钓鱼。于是,他下令他船上的木匠(那人也是一个英国奴隶)在长舢板正中间做一个包房或者舱室,就像驳船上的小船舱那样。舱室后面留出一块可容一人站在那里掌舵、拉主帆脚索的地方,前面留一块可容一到两人站在那里升降船帆的地方。舢板装的船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角帆。帆桁挂在舱室顶上。舱室做得十分低矮,但是非常舒适,容得下他和一两个奴隶躺在里面,还能摆一张桌子吃饭。桌子做了几个抽屉,放了几瓶他喜欢喝的酒,特别放了面包、大米和咖啡。

我们经常坐这只舢板出去捕鱼。因为我捕鱼的时候最机灵,他每次去都会带上我。一次,他打算跟当地两三个颇有身份的摩尔人坐那只舢板出去消遣、打鱼。他准备了极其丰富的酒菜食物准备款待那几位客人,头天晚上就把东西送上了舢板,所以船上的吃食比平时多很多。他还吩咐我从他的大船上拿三支短枪装好弹药,因为除了捕鱼,他们还想打鸟。

我按照他的指示把东西全都准备好。第二天早晨,舢板也洗干净了,旗子也挂起来了,待客的东西全都安排妥当了,专等着客人们来了。不一会儿,主人一个人来了。他告诉我,客人们突然有事,已经改期,并且吩咐我和那个摩尔人以及小孩跟往常一样,乘着舢板去抓几条鱼来,说客人晚上要去他家吃饭。他还特地交代我,一捕到鱼就立刻送回他家。这些吩咐我原是打算一一照办的。

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以前争取自由的念头,因为我发现自己现在好像可以支配一条船了。主人一走,我就着手准备起来,不是准备去捕鱼,而是准备远航。至于去哪儿,我也不知道,也没怎么考虑过,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去哪儿都行。

我第一个计策就是骗那个摩尔人给我们弄一些在船上吃的粮食。我告诉他,我们不能擅自去吃主人的面包。他说这话有理,于是搬来一大筐本地饼干,还弄来三罐淡水,全都搬上了舢板。我知道主人装酒的箱子(从样式看显然是从英国人手里夺来的战利品)放在哪儿,于是趁着摩尔人在岸上的时候把它们搬到舢板上摆放好,假装是主人原本就放在那里的。我还往舢板上搬了半英担[14]蜜蜡、一包麻绳、一把短柄斧、一把锯子和一把锤子。后来这些东西都派上了大用场,特别是蜜蜡,可以做蜡烛用。接着,我又对他玩了个花招,他也天真地中了招。他叫伊斯梅尔,人们都叫他穆里或者莫里,我也这么叫他。“莫里,”我说,“我们主人的几支枪都放在舢板上,你能去弄点儿火药和铅砂弹吗?兴许我们能给自己打几只‘阿尔卡米’(一种类似于我们这里的杓鹬的飞鸟)呢。我知道他的弹药都放在大船上。”“对。”他说,“我去拿一些来。”于是,他就去拎来一大皮袋火药,足有一磅半重,说不定还更多,另外还拿来一皮袋铅砂弹和子弹,也有五六磅重。他把两个皮袋搬上舢板。与此同时,我在大舱里找到主人的一些火药。我把箱子里一个快要喝光的大酒瓶腾出来,填上火药。就这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就出港去捕鱼了。港口堡垒上的人认识我们,所以也不怎么在意。我们驶出港口不超过一英里,就下了帆开始捕鱼。这时风向是东北偏北,跟我希望的正好相反,因为要是刮南风,我就有把握把船开到西班牙海岸,至少也能抵达加迪斯海湾。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管刮什么风,我都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其他的就听天由命吧。

我们钓了一会儿鱼,什么都没钓到,因为就算有鱼上钩,我也不拉钓竿,以免让那个摩尔人看见。我对他说,这样可能不行,跟主人交不了差,我们必须走远一点儿。他觉得这么做倒也无妨,就同意了,并在船头扬起帆。我在船尾掌舵,把船又往前开了将近一里格,然后停下船,做出准备钓鱼的样子。我把舵交给那个孩子,自己朝摩尔人走去,并在他身后弯下腰,装作在找东西,然后乘其不备,一把抱住他下肢,将他掀进大海。他水性极好,马上从海里浮了上来,大声向我呼救,恳求我让他上船,说他愿意追随我到天涯海角。他在舢板后面游得飞快,此时又没什么风,眼看他就要追上来了。见此情形,我走进船舱,抓起一把鸟枪,用枪口指着他说,我以前没有伤害过他,要是他乖乖听话,我就不会加害他。我说:“你水性很好,完全可以游回岸边。现在风平浪静,赶紧往回游吧,我不会开枪打你的。不过,要是你敢再靠近舢板一步,我就一枪打爆你的头。我今天铁了心要重获自由。”听了我的话,他立刻转身向岸边游去。我毫不怀疑,他肯定能轻轻松松地游上岸,因为他是个出色的游泳健将。

我本来可以把那个孩子扔进海里淹死,带着那个摩尔人走,可是我不敢相信他。摩尔人离开后,我就对那个被人们叫作“佐立”的孩子说:“佐立,要是你效忠于我,我会让你成为一个大人物。可要是你不肯打自己的脸向我起誓(也就是以穆罕默德和他父亲的胡子的名义起誓),我只能把你也丢进海里去。”那个孩子天真地冲我笑(他的神情如此天真无邪,让我很难不相信他),并发誓忠诚于我,说他愿意追随我到天涯海角。

那个摩尔人还在海里游,我们还在他的视线之内,我故意让船顶着风,径直向大海驶去,好让他以为我是在朝直布罗陀海峡驶去(事实上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这么做)。谁会想到我们会朝南驶向野人出没的海岸?那里全是黑人部落,肯定会用独木舟把我们包围起来,并将我们杀掉。而我们一旦上了岸就会被野兽或者更残忍的野人吃掉。

不过,到了傍晚时分,我立刻改变了航向,径直朝南偏东驶去,让航线稍微向东弯曲,好让船沿着海岸航行。这时风势正好,海面也十分平静,照这么行驶下去,估计第二天下午三点再看见陆地的时候,我已经在萨累以南一百五十英里以外了,远离摩洛哥皇帝和任何国王的疆域,根本看不到人迹。

但是,我被摩尔人吓破了胆,唯恐再落入他们手中,所以既不停船靠岸,也不进锚地泊船。当时正好一直都是顺风,我就这样一刻不停歇地走了五天。五天后风向一变,刮起了北风,我估计他们就算派船来追我,到这时候也已经放弃了。于是,我大胆朝岸边驶去,在一条小河的河口抛了锚。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什么纬度,也不知是什么国家、什么部落或是什么河流。四周看不到一个人,我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我现在只需要淡水。我们傍晚驶入河口,决定等天一黑就游上岸去探查当地的情况。可是天色刚黑下来,我们就听到各种不知名的野兽发出非常可怕的狂吠嗥叫和咆哮怒号声。那个可怜的孩子吓得要死,哀求我等天亮再上岸。我说:“嗯,佐立,我不去就是了。不过白天搞不好会碰到人,他们对我们会跟那些狮子一样凶呢。”佐立笑着说:“那我们就开枪把他们打‘漂’(跑)。”佐立用这种发音不太标准的英语跟我们几个奴隶交谈。看到他这么乐观,我也很高兴,于是(从我们主人的酒箱里)倒了点儿酒递给他,让他壮壮胆。不管怎么说,佐立的建议很有道理,我从善如流。我们把小锚抛下去,在船上静静地躺了一整夜。我说“静静地躺着”是因为我们一夜都没有睡着!因为两三个小时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我们不知道该叫它们什么)的巨兽来到海边,在水里打滚、嬉戏、洗澡、纳凉。它们的嚎叫怒啸非常可怕,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叫声。

随着枪声响起,岸边和岸上的野兽纷纷狂吼怒叫起来,声势可怕得叫人无法描述。我估计那些野兽从来没有听过枪声。这让我彻底相信晚上绝对不能上岸,至于白天怎么冒险上岸,恐怕也是个问题,因为落入野人手中无异于落入雄狮猛虎之口,至少对我们来说,这种情况同样令人担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上岸去弄点儿淡水,因为船上只剩下不到半升的水了。问题是什么时候去弄,到哪儿去弄。佐立说,如果我肯让他拿个罐子上岸,他就去找找看有没有淡水,给我装一些回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要自己去,为什么不让我去,让他留在船上?这孩子的回答充满了深情厚谊,让我从此深深地喜欢上了他。他说:“要是野人来了,就把我吃掉,你逃走。”我说:“嗯,佐立,我们两个一起去。要是野人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打死,他们谁都别想吃掉。”我拿了一片干面包给佐立吃,又从刚才说的那个酒箱里给他倒了点儿酒喝。我们把船往岸边划,停在远近合适的地方,只带了武器和两只水罐就一起蹚水上岸了。

我担心野人的独木舟从河的上游顺流而下,就不敢走得离船太远,可是那孩子看到岸上一英里开外有一处洼地,就抬脚朝那边走去。不一会儿,我看见他飞快地朝我奔来,还以为后面有野人在追赶他,或者他被什么野兽吓坏了,急忙迎上前去帮忙。可是我靠近后才看到他肩上扛着个什么东西,那东西样子像野兔,但是皮毛颜色不一样,腿也比野兔长,原来是他打的猎物。这东西的肉肯定吃着不错,我们非常高兴。最叫人高兴的是,小佐立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淡水,而且没有看到野人的踪迹。

不过后来我们发现根本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去打水,其实潮水涌进小河后没流出多远,退潮的时候,沿着我们所在的那条小河往上稍微走一点儿就有淡水。那一带始终没有发现人类的足迹,我们把所有的罐子都盛满了水,又把杀死的猎物煮了饱餐一顿,就准备上路了。

我以前曾经乘船到这一带的海岸来过一次,非常清楚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距离这一带海岸并不远。不过,我手头没有仪器测量我们现在在什么纬度,再加上我也不知道(就算知道也记不清)那些群岛确切的纬度,所以根本不知道到哪儿去找那些群岛,不知道应该何时离开海岸,朝那些海岛驶去。否则我肯定能不费吹灰之力找到它们。但是,我心存侥幸,希望沿着这条海岸航行一直走到英国人做生意的地方,在那儿碰到一些来往的商船,被他们救走。

白天有那么一两次,我仿佛远远看到了泰德峰(加那利群岛泰尼利夫山的最高峰),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打算冒险把船划过去。可是接连试了两次,船都被逆风顶了回来。而且,此时海上的浪头对我们的小艇来说太高了,于是我决定还是按照最初的计划,继续沿着海岸行驶。

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后,又有几次不得不上岸去打水。特别是有一次,一大清早,我们就在一个很高的小岬角抛了锚。这时正好开始涨潮,我们静静地等着潮水涨上来再往里面走。佐立比我眼尖,他低声对我说,我们最好离岸边远点儿。他说:“瞧那儿,一头吓人的怪兽正躺在小山坡上睡觉呢。”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望过去,果然看到一头猛兽:那是一头可怕的、体形巨大的狮子,正趴在岸边一块突出来(仿佛就在它头顶上方)的山岩的影子里。我说:“佐立,你上岸去把它打死。”佐立吓了一跳,说:“我把它打死?它一嘴巴就把我给吃了。”他是说“一口”就把他吃了。我不再跟那个孩子多说,只叫他乖乖待着别动。我们有三支枪,我拿起最大的那支——口径几乎有毛瑟枪那么大[15],装了很多火药,又塞了两颗气枪子弹,把它放到一旁,然后拿起另一支,装了两颗子弹,接着拿起第三支,装上五颗小一号的子弹。我拿起第一支枪,凝神瞄准,对着那头狮子的脑袋开了一枪。但是那头狮子趴着的时候,前腿稍稍往上抬着一些,刚好遮住了鼻子,因此子弹打中了它的膝盖,把它腿骨给打断了。狮子受了惊,怒吼一声跳起来,却发现腿断了,又跌倒在地,然后用三条腿站起来,连连发出最恐怖的咆哮声——我从来没听过那么恐怖的声音。我见自己没有打中狮子的脑袋,不由得有点儿吃惊。这时,狮子似乎想逃,我立刻拿起第二支枪,对准它的头又开了一枪。只见它颓然倒下,低吼了一声,便躺在地上拼命挣扎起来。这时,佐立壮起胆子,请求我允许他上岸去。我说:“嗯,去吧!”那孩子跳进水里,一只手拿着短枪,一只手划水,向岸边游去。他走到那家伙跟前,把枪口放在它耳边,又向它脑袋开了一枪,彻底结果了它的性命。

我想到狮子的皮说不定会有什么用处,便决定想办法把皮剥下来。于是,我和佐立跑去剥皮。佐立干这个比我在行得多,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事实上,我们两个忙活了整整一天才把整张皮给剥下来。我们把狮子皮摊在船舱顶上,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晒干了。后来我把它拿去当褥子用了。

这次逗留后,我们一连往南走了十一二天。粮食迅速减少,我们只好省吃俭用度日。除了不得不取淡水的时候,我们很少靠岸。我计划把船开到冈比亚河或者塞内加尔河,也就是佛得角附近,希望在那儿遇到欧洲的船。要是遇不到,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只能去找找那些群岛,否则恐怕要死在黑人的地盘上了。我知道,所有从欧洲来的船,不管是去几内亚海岸的,还是去巴西或者东印度群岛的,都要经过那个海角或者那些群岛。总而言之,我把自己一生的命运都押在这个唯一的机会上了,遇得到船就得救,遇不到就死路一条。

我抱着这种决心又往前走了十来天,渐渐看到陆地上开始有人居住了。我们经过两三个地方时,都看到有人站在岸上望着我们,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浑身漆黑,一丝不挂。有一次,我想上岸去找他们,可是我的好顾问佐立对我说:“不要去,不要去。”但是我还是靠近岸边,想跟他们聊两句。我看到他们沿着海岸跟船跑了好一段路,还发现他们手里都没有拿武器,只有一个人拿了一根细长的棍子。佐立告诉我,那是一根标枪,他们可以投得又远又准。我不敢靠岸太近,只是卖力地冲他们打着手势,特别是比画着告诉他们想要吃的。他们招手示意我停船,表示会去给我拿一些肉来。于是,我把三角帆降下来,把船停下。他们有两个人往村子里跑去,不到半个小时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块肉干和一些谷物,估计都是他们的土特产。我和佐立谁都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不过我们很想要,只是怎么去拿是个问题。我害怕他们而不敢上岸,而他们也同样害怕我们。还好他们想出了一个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很安全的办法:他们把东西放在岸边,然后到远处等着我们把东西搬上船再过来。

我们打着手势向他们致谢,因为我们拿不出东西答谢他们。说来也巧,那时正好出现一个还他们人情的大好机会。当时,我们就在岸边,突然有两头巨兽一前一后从山上朝海边冲过来,看起来恶狠狠的,不知道是雌雄相逐,还是嬉戏或打斗。同样,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寻常还是异常,不过我估计是后者。因为,首先,这种凶残的野兽一般除了夜间很少露面;其次,我们发现那些黑人都惊恐万分,尤其是女人,除了手拿标枪那个人,其他的人都逃走了。但是,那两头巨兽径直冲进了水里。它们似乎无意袭击那些黑人,而是跳进海里游起泳来,仿佛是在嬉戏。后来,出乎我意料的是,其中一头竟然朝我们的船游了过来。不过,好在我有所准备。我迅速装药填弹,并叫佐立把另外两支枪也装上弹药。等那头巨兽一游进射程内,我就开了火,一枪打中了它的脑袋。它立马沉了下去,但是很快又浮了上来,在水里上下翻腾,似乎还在做垂死挣扎。它确实是在挣扎,而且立刻掉头向岸边游去,但是由于受到的是致命伤,又灌了几口海水,还没游回岸上就一命呜呼了。

另一只野兽早就被枪声和火光吓得游到岸上,一溜烟窜回了山里。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看不清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发现那些黑人想吃豹子的肉,于是乐得做个人情送给他们。我示意他们可以把豹子拿走,他们非常感激,马上动手剥皮。尽管没有刀,用的是一片锋利的木片,可是他们动作很麻利,一会儿工夫就把皮给剥了下来,比我们用刀子还利索得多。他们要送一些豹子肉给我,我不要,打着手势表示全部送给他们了,但是又指了指豹皮。他们满不在乎地把皮给了我,然后又给了我一大堆粮食,尽管我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东西,但还是收下了。接着,我打着手势向他们要水。我拿起一只罐子,把它底朝天举起来,表示里面已经空了,希望能把它装满。他们立刻招呼同伴去办,不一会儿来了两个女人,抬着一只用泥土做的大水缸(我猜是在太阳底下焙制而成的)。她们像刚才那样,把水缸放在地上远远走开。我让佐立拿着罐子去装水,把那三只水罐都装满。那些女人跟男人一样赤身**。

现在有了不少根茎食物和粮食,又有了水,我便告别那些友好的黑人,一口气又航行了十一天,中间一次都没有靠岸,直到看见前方四五里格处一片陆地远远地伸入海中。当时海面风平浪静,我打算从远处绕过那片海角。最后,从距离岸边两里格左右的地方绕过那片陆地后,我清楚地看到另一侧也有陆地朝海里延伸出来。于是,我断定这里就是佛得角,而那些岛屿就是因其得名的佛得角群岛[16]。然而,那些群岛距离我很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一阵大风刮来,我哪边都到不了。

现在进退两难,我心事重重地走进舱房坐了下来,让佐立掌着舵。突然,那孩子大声嚷嚷起来:“主人,主人,有一只大帆船!”那傻小子吓昏了头,还以为是他原来的主人派船来追我们了,但是我心里清楚,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他们绝不可能追来。我三步并作两步跨出舱房,一眼就看到了那艘轮船,而且看出那是一艘葡萄牙的轮船。我还以为他们是前往几内亚海岸贩卖黑奴的,可是,观察它的航线后我很快确定,那艘船要去的是另一个方向,根本没有靠岸的打算。于是,我赶紧把船往海里开,决心无论如何要跟他们搭上话。

他们分别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问我是什么人,可是我一句都听不懂。最后,船上一个苏格兰水手大声朝我问话,我告诉他我是英国人,刚刚从萨累的摩尔人手里逃出来。于是他们让我上了船,十分友好地收留了我和我所有的东西。

我居然就这样,摆脱了那种悲惨乃至绝望的困境,可想而知,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立刻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献给船长,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可是他非常慷慨地告诉我,他什么东西都不要我的,等我到了巴西,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归还给我。他说:“今天我救你的命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希望将来别人也能救我一命,说不定哪天我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再说了,我把你带到巴西,远离你的家乡,假如我要了你的东西,你就会饿死在那里,这就等于我救了你的命,又要了你的命。不,不,英国先生,我把你带到巴西是出于恻隐之心。那些东西你留着到那儿谋生,做你回家的盘缠。”

他的提议很厚道,而且他说到做到,下令任何船员不得擅动我的东西,后来干脆全部自己保管,还给我列了一张十分详细的清单,就连那三只水罐都没落下,以便我拿回来的时候核对。

他看见我的舢板很不错,便跟我说想把舢板买下来,放在大船上用。他问我多少钱肯卖,我对他说,他在各方面都对我如此慷慨,我实在不好意思开价,让他看着给就行。他说他会先给我八十个八里尔银币的期票[17],到巴西就能兑换。要是到了巴西有人出更高的价,他愿意全数补足。接着,他又出六十个银币买我的仆人佐立,可是我不愿意接受,并不是我不肯把佐立让给船长,而是实在不忍心让那个可怜的孩子终生失去自由,毕竟他曾经那么忠心耿耿地帮助过我追求自己的自由。我把缘由告诉船长后,船长认为有道理,于是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跟这孩子订立一个契约,如果这孩子能皈依基督教,十年期满后便还其自由。听了这番话,再加上佐立也说自己愿意跟随船长,我才肯把佐立给船长。

船长对我的慷慨令我终生念念不忘。他不仅不收我的船费,还用二十个达克特[19]买下那张豹皮,又用四十个达克特买下我放在小艇里的狮子皮,而且如期将我在船上的东西如数归还。只要我愿意卖掉的东西,他统统都买了下来,包括那个酒箱、两支枪和剩下的那块蜜蜡——我曾用那块蜜蜡做了一些蜡烛。总而言之,我把所有的货物都变卖后拿到了二百二十个西班牙银币。我带着这笔钱,踏上了巴西的海岸。

我到巴西不久,船长便介绍我到一个跟他同样善良正直的人家里去住,那个人拥有一座他们称之为“因戈尼奥”的庄园,也就是一座甘蔗园和一间制糖作坊。我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了解了甘蔗种植方法和制糖工艺。我看到住在巴西的这些种植园主生活有多优裕,发家有多迅速,于是打定主意,如果能弄到巴西的居住证,我也跟他们一起做种植园主。同时,我决定要想办法把寄存在伦敦的那笔钱汇到巴西来。为了获得入籍证书,我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没有开垦过的土地,并根据将从伦敦收到的资本,制订了相应的种植和定居的计划。

我有个邻居,是来自里斯本的葡萄牙人,但是他的父母是英国人。他叫威尔斯,跟我境况差不多。我之所以叫他邻居,是因为他的种植园就挨着我的,我们两人相处得很不错。我和他的资本都不多,刚开始两年,我们基本上只种粮食。可是后来我们渐渐开始发展,种植园也开始走上正轨,因此第三年我们种了一些烟草,又每人买了一大块地,准备来年种甘蔗,但是我们两个人都缺少帮手。这时我更觉得实在不该把佐立让给别人。

可是,唉,我这个人总是把好好的事情办砸,这已经不足为奇了。现在我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我的天分跟我现在从事的工作相去甚远,跟我所向往的生活也大相径庭。为了我所向往的生活,我抛家舍父,不肯听父亲苦口婆心的规劝。而且,我还即将进入中产阶级,或者说,即将过上父亲以前劝我过的那种中间阶层的生活。要是我真的想过那种生活,倒不如干脆待在家里,根本不用到外面来吃苦受累。我时常对自己说,要过这样的日子,我完全可以留在英国,生活在亲朋好友中间,而不必跑到五千英里之外的蛮荒之地生活在陌生人和野人中间。何况,在这么远的地方,我永远都得不到来自对我略有所知的那个世界传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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