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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页）

第三节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般认为，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李剑农认为这一过程起自1919年，完成于1924年，并把这一过程分做三个阶段：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阶段；1923年预备“容共联俄”，是第二阶段；1924年实行“容共联俄”，完成改组，是第三阶段。

1919年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确一直处在“改组”过程中：1919年10月确定中国国民党名称，颁发《中国国民党规约》;1920年11月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及规约；1923年1月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党务改进；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宣言》和新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改组。

五年之内，国民党三次制定新党章，一次修正党章。如此频繁、持续地进行党务革新，在国民党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尤其是1923年1月的国民党改进与1924年1月的国民党改组仅相隔一年（实际只相隔10个月），而两次都是郑重其事地开大会，发宣言，制订新党章，实在令人费解。学术界普遍认为1923年1月的改进是1924年改组的开端、前奏、过渡和预备。然而，对两次所颁党章进行文本考察，这种说法颇觉勉强：1923年改进时所订党章，其文本格式显然与1919、1920年所颁国民党规约、总章属同一“模板”；而1924年1月改组时所订党章，则系以1919年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所订《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两者迥然有别。若改进是改组的前奏和预备，那么后者似无必要重起炉灶，制订新党章，最多在前一年所订党章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即可，至少在组织形式上不应有如此大的出入。

事实上，“改进”和“改组”，是国民党两次内容迥异的党务革新举动。在一年之内，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何以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使孙中山再次反省深思：光靠军事的进行，革命事业未必能成功，而扩张党务则是有胜无败的。于是孙中山决心再次重整党务。8月14日，孙中山回到上海，9月4日，孙中山召集各省在沪党员会议，确定国民党改进计划，着手国民党改进工作。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党的改进案起草委员。起草委员会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集议研商，纂成总章、党纲草案呈请孙中山裁定。其后又历经一个半月，两度召集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对党纲、总章、宣言集体审查修正。1923年元旦，孙中山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2日召集大会宣布党纲，3日公布总章。这次党务整顿过程即国民党官方史书中所称的“改进”。

这次“改进”，和以往国民党党务革新相比，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以往几次党务革新，多为孙中山一人苦心积虑，独力担负，而此次改进工作，由一个专门委员会集体起草，并由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多次集议，最后经孙中山核定，前后历时数月方才完成。除了制定、颁布总章和党纲外，这次公开向全国发表宣言，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其郑重其事的情形，显示孙中山进行这次党务改进的初衷，并非只是一次“预备性”的操作。

第二，这次党务改进前后，孙中山已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而且有共产党人直接参与了这次“改进”工作。9月4日，当孙中山召集各省在沪国民党党员53人，举行讨论国民党改进计划座谈会时，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被邀与会；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陈独秀亦列名其中，并成为参与国民党改进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后，孙中山又任命陈独秀为改进后的国民党参议之一，直接参与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决策。除陈独秀外，参与此次国民党“改进”事务的共产党员至少还有两人：林祖涵（伯渠）、张春木（即张太雷）。林任总务部副部长，张任宣传部干事。另据马林回忆，他也参加了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审查国民党改进方案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国民党改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高层会议。马林在会上与孙中山讨论了怎样改组国民党以推进政治宣传等问题。但马林的建议未被孙中山采纳。

第三，组党宗旨未变，仍以实施三民五权为宗旨；组党方式略有变更，如增设法制、政治、军事、农工、妇女等委员会，开始注意民众的力量，宣称要“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但组织体制基本仍循旧轨。

1923年的“改进”既然是孙中山一次郑重其事的正式的党务革新，且在这一过程中已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何以仅相隔一年（实际只隔数月）之后，孙中山又重起炉灶，再次开大会、发宣言、订党章，进行改组？据“改组”前夕廖仲恺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所作的解释：“此次之所以必改组者，本有极大的原因，广州政治起伏之经过有三度……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又称：“吾党情形，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之历史而已……改造中国之责既在吾党，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以负此伟大责任。”廖仲恺在指出国民党组织存在的两大缺陷后，紧接着说：“前数年已觉本党之有缺点，但不知缺点在何处，今年始寻出，故遂决然改组。”

依廖仲恺的解释，“今年始寻出”者，自当在1923年初“改进”工作完成以后。廖虽未进一步解释“今年始寻出”之原因，但从此后国民党依俄共模式进行改组这一点，不难推测其原因乃受苏俄的影响。不过，当孙中山着手“改进”工作时，联俄容共已初见端倪，且有陈独秀等中共党员直接参与其事，何以未在“改进”时，即仿效俄共模式进行改造，以“毕其功于一役”？这其间当另有原因在。

如果追寻孙中山联俄的思路历程，不难发现其对苏俄的认识及其联俄的兴趣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联俄的兴趣点主要在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而非引进苏维埃的政治制度或借鉴俄共的组织形式。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一边着手国民党“改进”工作，一边与苏俄联络如何取得其军事援助。

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国民党“改进宣言”；15天后，滇桂军克复广州（1月16日）；又相隔10天，《孙越联合宣言》发表，孙中山声明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2月21日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2月23日孙中山对外发表谈话，表示与张作霖、段祺瑞之三角同盟进展顺利。孙中山重新埋首于军政，将党务暂时搁置一旁。苏俄方面注意到这一情况，开始提醒孙中山不要专注于准备武装革命，而应该注意健全党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宣传工作。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资助孙中山200万墨西哥元的同时，提醒孙中山过于注重纯军事行动会损害组织准备工作。马林一再提醒孙中山加强党的组织和宣传的重要性，反对利用军阀夺取地盘的革命方式。他还在中共刊物《向导》周报上用化名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国民党日益背离下层民众的意愿和需要。但孙中山坚持一切必须等到军事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维经斯基亦建议俄共当局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中山提出条件：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表明苏俄对国民党“改进”以后的组织体制并不满意，预示着苏俄有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向国民党输出的意向。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在马林的建议下，也向孙中山提出要“扩大和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但孙中山在与陈独秀等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当前的关键问题，还是要争取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陈提示孙，在国民党尚未成功地改组并扩大自己的阵地之前，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孙回答说：“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

1923年7月20日，孙中山根据年初“改进”时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总章》，批准颁布中国国民党总支部、支部、分部及海外总支部、支部的组织通则。相隔半年多以后才批准组织通则，意味着国民党“改进”方案自年初制订以后一直延搁，实际并未付诸执行。

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问苏俄。代表团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说服苏俄同意援助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要求苏方尽快提供援款，并派遣军事顾问前来协助编练军队，指挥作战，并与苏方讨论有关西北作战计划的具体方案。故这次代表团的中心使命是寻求苏俄的军事援助。

就在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团赴莫斯科的同时，俄共中央政治局任命鲍罗廷前来广州做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一个是政治顾问，一个是军事考察团，显示此时莫斯科和广州的决策者各自的出发点和合作的兴趣点存有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莫斯科和鲍罗廷在广州，所受到的“待遇”判然有别。蒋抵达莫斯科后，发现苏方对他的到来并不重视。苏俄方面拒绝了孙中山所提的要求帮助国民党建立西北军事根据地的方案，并告知蒋介石：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军事行动都注定要失败。11月29日，蒋介石在对苏俄进行了将近3个月的访问之后，十分失望地离开了莫斯科。他未能完成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

鲍罗廷则不同。鲍于1923年8月2日离开莫斯科，辗转北京、上海，至10月6日抵达广州。出人意料的是，鲍罗廷很快得到孙中山的极大赏识和高度信任。鲍罗廷抵达广州时，恰值孙中山因为军费所累，试图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开始发生冲突之际；且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内外交困的危急形势，增添了孙中山争取苏俄援助的紧迫感。据鲍罗廷称，孙中山与他初次见面时，所关心的是苏俄的军事援助和他本人的军事计划，并“醉心于军事冒险”。但鲍罗廷不失时机地向孙中山介绍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讲演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及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介绍俄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以及俄共的组织宣传方法。鲍罗廷到广州后不久，便很快说服孙中山接受了借助俄共经验全面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据鲍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在孙及其政府成员为他举行的几次欢迎宴会上，他就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宴会通常都变成了真正的会议——“正是在这些宴会上为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鲍与孙还进行过多次个别交谈，向他阐明国民党组织“缺在何处”，比较俄、中革命成败殊途的原因。鲍的意见显然受到孙中山的高度重视。据记载，鲍罗廷抵达广州的第四天，孙中山就在双十节举行的国民党党务会议上首次公开以俄国革命为借鉴谈论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称：“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即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

鲍罗廷抵达广州的第五天，孙中山便电令国民党上海本部先期进行改组。又过一周，孙中山即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紧接着，孙中山于10月19日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10月25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同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等九人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面负责改组筹备工作，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式启动。也就是说，鲍罗廷的到来，直接推动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马林与孙中山接触数月未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仅以数日之功便顺利推动。其间除了时机等因素外，鲍罗廷非凡的个人能力和魅力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鲍罗廷是一位富有革命经验的俄共党人，16岁起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资深的布尔什维克，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领导人交谊甚深。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鲍就一直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鲍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长达12年，英语娴熟。

鲍罗廷在离开莫斯科赴中国之前，是否得到过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有关改组国民党的具体指示，目前尚无直接的证据。1923年7月31日当斯大林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从这项原则性的指示中，看不出莫斯科有改组国民党的明确意图。据鲍罗廷本人回忆，改组国民党的思想动议，形成于他由莫斯科经北京、上海至广州的旅途中。他说：“还在北京和上海时，就从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交谈中弄清楚，如果国民党不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就不会是什么现实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起到这个作用，它必须进行改组。”虽然如此，鲍罗廷改组国民党的动议显然与1923年初以来莫斯科多次要求孙中山注意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论者有谓孙中山在国民党改进不到一年之后，又再次改组国民党，乃由于苏俄对国民党改进不满，为了得到苏俄的援助，孙中山出于“让步”而采取的措施。这一说法显然忽视了孙中山对改组积极主动的一面。孙之所以那么快地采纳了鲍的建议，正说明鲍的建议深得孙心，而非孙迫于无奈。

事实上，从民初以来，孙中山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从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再到1923年进行党务改进，这持续不断的改组工作，均是孙中山为谋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而不可得的过程。1920年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成败的原因时，便认识到：“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九年以来革命尚未能达到目的，皆由党务不振。”但如何振兴党务，孙中山虽多次整改国民党而未见成效。

1923年1月孙中山宣布“改进”国民党时，认为国民党党务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宣传不得力，而“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此时孙中山虽已看到了俄国革命成功与宣传的关系，但注重宣传只是俄共组织体制的特征之一。他显然尚未认识到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体制的全貌及其他优长之处。亦因为此，1923年国民党改进时，孙中山未能仿效俄共组织形式以改组国民党。直到同年10月俄国政治顾问鲍罗廷到来之前，孙中山联俄的兴趣点一直在希望得到对方的军事和物质援助上。鲍罗廷的到来，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孙中山联俄的重心由单纯的军事物质层面向政党组织层面转变。

国民党改组工作从1923年10月中旬开始筹备。10月19日孙中山正式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5日，在广州召开了一百余人参加的改组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对国民党的改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会上讨论了改组计划和改组纲要，大体把新的国民党组织体系和轮廓描绘了出来。孙科在会上说明，改组纲要主要译自俄共模式。鲍罗廷在会上发表了一长篇报告，对改组的重要意义作了解释和说明，并对改组如何进行提出了建议。此后改组工作大体按照他的建议进行。是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执行委员，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面负责改组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