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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3页)

“钱,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在关键的时刻,也能道出人情的冷暖。为营救何孟雄等同志,听说鲁迅先生都捐了一百元,可我们这些人呢……”

“不要再说下去了。”周恩来也感到一股异样的情感在心中翻卷,“秋白同志,我已经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做工作,希望蒋介石能够多释放几个同志。”

对此,瞿秋白无比悲愤地摇了摇头。

蒋介石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对被捕的共产党要人向来是杀无赦。但是,当他听说这次被捕的二十多人均为打入“另册”者,为了扩大战果,曾让陈立夫代为出面,向林育南等人劝降。结果,被林育南等同志的凛然正气震慑得慌了神。蒋介石闻悉之后,遂下达了立地处以死刑的命令。

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下达枪决的命令。据同狱的难友回忆,这天深夜,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从牢房中被押出,他们低声唱着《国际歌》,昂首走出牢门。不久,狱外的夜空先是传来烈士们齐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接着,又传来一阵罪恶的枪声。也就是在二十五烈士慷慨就义的当天,龙华监狱中的难友忍着极大的悲愤,在狱中举行了悼念活动。不知是哪位难友写了一首七绝,题在墙壁上。诗曰:

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内血,

一般鲜艳一样红。

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五位烈士殉难的消息传出以后,在党内党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其中,住在客栈避难的鲁迅先生时时都在关注这一案件,当由冯雪峰等同志处获悉左联五烈士遇难的消息后,他是很悲哀的。两年之后,他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记下了他当时的心情:

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五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与此同时,鲁迅先生为了声讨刽子手杀人的罪行,还用手中的笔写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他还主动地问冯雪峰: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冯雪峰当即告知: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五烈士遇难之后,敌人千方百计地封锁杀害烈士的消息,党又没办法在敌人控制下的报纸上抗议声明,为此,希望鲁迅先生能借用新闻媒介,把消息公布于世。鲁迅先生听后沉吟片时,答说:

“放心,我请袁殊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这则消息,是不会有问题的。”

就这样,袁殊按照鲁迅先生的意思,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第一个向社会报道了何孟雄等二十五烈士遇难的消息。

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五烈士遇难之后,王明等人又是做何表示的呢?请看刘晓同志的回忆:

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王明的冷淡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出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地,还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继续攻击诬蔑他们。他胡说什么他们的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并提出要以此为教训来警告、争取那些何孟雄的支持者们,乘此时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恶狠狠地布置: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并罗列了何孟雄的若干错误,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他还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和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

周恩来是一位爱憎分明的共产党人。他获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五人在龙华就义之后,很是悲痛。据史记载:本日,周恩来为《群众日报》撰写社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他在该社论中写道:何孟雄等二十五位同志,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巨大的损失”,“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死亡的进程”。

这篇社论不仅表达了周恩来对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最深沉的哀悼,同时也廓清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与一个野心家王明的本质区别。

与此同时,为了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新的军事“围剿”,中央政治局于一月三十日成立了中央军委,由周恩来、陈郁、聂荣臻、陈赓等七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聂荣臻为参谋长。周恩来指示陈赓:转告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要密切注视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动向,及时向中央提供有关的情报。

从此,周恩来又进入了另一个更大的风暴考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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