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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周恩来从十月来信中看到了上述的原则错误，也或许是为了教育全党同志，甚至是为了回答党内的反对派，他花了几天时间，终于写成了《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一文。他认为立三路线之理论基础有如下五点：

一、不懂得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

二、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认识的错误。

三、组织观念不正确。对此，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立三同志对于组织的解释，常常以加强主观力量来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

四、在估量斗争形势与布置工作中含有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的观点。

五、用托洛茨基的理论来补充他革命转变的理论。

纵观这篇论文，对形成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较之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要中肯得多。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长篇发言。同时，他针对王明等人的非组织活动再次作了严肃的批评。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评述：

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绍禹）、秦（邦宪）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中心任务”。周恩来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王明等人的非组织活动，引起很多领导同志的反感。李维汉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是带着极大的情绪写下了这段话：

十二月一日，恩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同时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当时中央一再对他们让步，还是不行，分配工作他们也不干，硬要召开紧急会议。有一次政治局开会，我主张跟他们进行斗争。我说，他们不像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还闹，分配工作还不干，党中央开的会还不行，还要开紧急会议。这个时候中央很软，他们很硬。

随着双方争论的深入，在王明等人看来，处于守势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同志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了。换言之，是到了王明他们全面出击的时候了！到这时，王明等人不仅不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放在心上，而且他们对批评所谓立三路线也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立三路线已经成了死老虎，绝不可能阻止他们上台；而今，最大的阻力是来自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所以他们集中一切火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瞿秋白与周恩来等同志。恰在这时，王明抛出了他的代表作《两条路线》。

王明的《两条路线》是一本什么性质的著作呢？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价：

“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但是，《两条路线》这本小册子的确为王明上台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有关该书以“左”的思想批判立三路线的内容略而不述，简单介绍一下该书有关大批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的内容：

一、全盘否认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立三路线”中的作用；

二、夸大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在对待“立三路线”问题上的调和错误；

三、揭露瞿秋白与六届三中全会所谓“反国际路线”的实质；

四、谴责瞿秋白等人对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态度，有意上纲为“三中全会上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式下继续立三路线的反国际路线的错误”。

总之，王明等人认为：“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于是，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他（瞿秋白）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他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如下解决党的“领导危机”的八项政治建议：

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

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至少须加强国际对中央政治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的领导和帮助，对于政治局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

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坚决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及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

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以便利于紧急的革命工作。

六、将国际最近来信……印发给全党。

七、中央政治局在国际领导之下，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最近中央各种通告……无效……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

八、在组织上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

与此同时，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比较早的反对立三路线、且又受到六届三中全会无端批评的这些资深的老同志，他们见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自然也会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批评，并建议召开像当初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提出改选中央领导机构的主张。由于这些老同志反对立三路线以及反对六届三中全会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绝无王明等人向党夺权的野心，所以，他们的行为是堂堂正正的。其中，林育南向中央郑重建议：重新发出一个更为严肃的决议，要明确指出六月十一日以后的路线是“立三路线”，要指出三中全会的错误，并修改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实事求是地说，何孟雄等同志虽然也有不少怨气，但其出发点还是出于公心的。

然而，还有一位何孟雄的老战友——罗章龙也在举旗反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由于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即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表现，有必要简介几句。

罗章龙，湖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九一二年，我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一九一七年上期毕业，其间我结识了毛泽东”。不久，他加入新民学会，翌年决定东渡日本留学。毛泽东作长诗《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为之一壮行色。其中用“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寄托了毛泽东的厚望。由于拙作即将道出的原因，罗章龙被开除出党，他晚年深感有负毛泽东的心意，遂将“世事纷纭从君理”改为“世事纷纭何足理”。由于罗章龙在沪候船期间，获悉日本政府迫害中国留学生等事件，他决定北上故都，考入北京大学。后在恩师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下接触马克思主义，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他任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三年，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与毛泽东一道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执行委员，一同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工作，八七会议之后，他留在白区工作，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由于他与何孟雄等同志均为陈独秀当年在北大的弟子，在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觉察会早一些。晚年的罗章龙并不承认他反立三路线、反六届四中全会有野心，但当时党对他的结论却是：在国际十月来信之前，罗章龙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是一贯的采取消极态度。国际来信后，他便由机会主义的消极进而站在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党反对国际了”。同时，还指斥他与徐锡根、王克全等一起，进行小组织活动。请看他们如下的观点：

“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是更加有力阻遏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所以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是立三路线的变本加厉，只是扩大和延长立三路线的恶果，只是推迟了对于国际正确路线的执行达六个月之久，增加党与革命更浩大的损失，是比立三路线更危险的东西……召开紧急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由于罗章龙在党内有着这样久远的历史和很高的地位，他一定有着极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和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再加之他又是全总的负责人，所以，由他带头反对三中全会的影响是会远远超过王明等人甚至何孟雄等同志的。也或许是矛头所指一致的原因，这三派反立三路线、反六届三中全会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的势力，在最初阶段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合为一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把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完全地放在了被告席上。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的评述：

王明等这时已觉得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指责它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他们对进一步揭发李立三的错误没有多大兴趣，置党的一切中心任务于不顾，而把重心放在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上面，把这说成是紧急任务。罗章龙和一些受过三中全会错误批评的干部，这时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

如果说周恩来在前一阶段努力揭批立三路线的错误，勇敢承担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的责任，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时下，他如此出于公心“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他就不能不想这是为什么了。也就是在这前后，他渐渐相信瞿秋白同志的话了：王明等人如此而为是有背景的。不言而喻，这背景就是指的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少数人。因此，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坚持工作，不仅会给王明等人以“恋栈”嘲讽的把柄，而且也会贻误党的工作。怎么办？他在十二月九日政治局会议上痛苦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再也经不起了，撤换领导机关是没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是会发生许多派别，党会受大的损失。”

也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坚持要王明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央召开紧急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