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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与瞿秋白等领导同志一起努力，比较成功地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错误，党内包括王明等人在内的大多数同志还是比较满意的。与此同时，中原大战结束了，蒋介石公然向中外宣布：他将集中一切力量消灭苏区的红军。为此，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遂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反“围剿”方面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远离红军反“围剿”战场的周恩来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他唯有通过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等同志来实现。在这期间，钱壮飞等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准确无误地向中央提供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的战略意图。大意谓：

远在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召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区组织对红军各苏区进行“围剿”的总方针。那时，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仅仅通过了一个《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一俟冯玉祥、阎锡山等宣布兵败归隐，蒋介石就下令长江两岸各省设“绥靖区”督办、司令或总指挥，准备发起对红军的“进剿”。同时，他迅速挥师南下，对苏区与红军形成全面“会剿”的态势。待到十月二十日前后，蒋介石“将其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第五十师、第六路军第二十四师、第八师分别由湖南、河南调入江西境内，连同原驻江西的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独立第十四旅，共七个师又一个旅。另外，又令在武汉休整的第十九路军（辖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准备进入江西。蒋介石指令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以上各师，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不久又获悉，鲁涤平指派直属部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任前敌总指挥。

但是，有关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中所使用的战略思想、具体的兵力部署等机密情报不知。据钱壮飞等报告：一是这类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不归调查科收发，再是徐恩曾对钱壮飞留了一手。收发绝密情报的密码掌握在徐恩曾的手里，就是机要秘书钱壮飞也只有收的义务。为此，周恩来严肃地指示陈赓同志：

“请克农同志转告壮飞同志，一定要想办法把徐恩曾的这本绝密密码搞到手。”

“是！”陈赓答说。

“请派可靠的同志，把有关蒋介石进剿中央苏区的情报送往江西，一定要面交朱德、毛泽东同志。”

陈赓当即把有关的情报整理完毕，请周恩来签阅过后，交由有关的同志送往江西。

周恩来作为军事战略家，自然知道古今中外的战场都是瞬息万变的。其中，起作用的往往是军事情报。再者，他也清楚我们虽然建立了自己的电台，但还不能用于和苏区及红军的通讯。在日后的反“围剿”战争中，就是从内线得到了绝密的战略情报，也很难穿越敌人重兵的封锁，及时而又安全地送到苏区。为此，他向中央建议：

“为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吴德峰等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局长，担负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和全国的交通网，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品。”

此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接着，他又把亲自起草的《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交由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并于十月二十九日派人送往中央苏区。周恩来在这一指示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以及敌人可能采取的战略行为。明确指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指出：“过去红军中之保守与地方观念，已限制了红军的不少发展，兜圈子式的游击，已使红军不能有阵地的向前发展，现在如果你们不以组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为红军的中心任务，而仍回到过去‘分散以游击’‘兜圈子以避敌人围剿’的道路上去，则这一退守策略，必然要遭受严重的失败，而被敌人各个击破。”为此，他又代表中央为第一次反“围剿”制定了如下的战略：

你们必须坚信：在敌人的进攻与“围剿”中，在全国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只要我们能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围剿”的策略，只要我们能动员广大群众一致起来反抗这一“围剿”，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则胜利必将为我们所得。

与此同时，身处反“围剿”第一线的毛泽东则认为：“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虽然有了相当的发展，但苏区还不巩固，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军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作战，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中，以粉碎敌军的‘围剿’。”简言之，毛泽东为第一次反“围剿”制定的是“诱敌深入”的方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军事战略上的差异；二、证明正确的战略、战役的确定，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之上的。

正当周恩来在努力地克服立三盲动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积极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提供战略情报的时候，时在中央负主要责任的瞿秋白突然叩门造访，心情有些沉重地递上一封信。

“这是陈绍禹和秦邦宪他们写给中央的信，你先看看，然后我们再议。”

周恩来接过王明与博古写给中央的这封信后当即拆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封信的标题：“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他禁不住一怔，暗自说道：“他们并不了解中央苏区，怎么也要向中央建议反‘围剿’的意见？”遂不动声色地严肃地审阅了这封致中央的信。他读完这封信后，方知是一封借着粉碎敌人的“围剿”为由头，实质上是反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信，其用词之尖锐与激烈的确出乎周恩来所料。他把其中一段话又用心地看了一遍：

我们认为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

周恩来看完这封信的直觉是：王明与博古等人突然改变了观点，不仅明确地指出李立三所犯错误是路线性质的，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指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换言之，由他与瞿秋白共同主持的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执行的是一条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这在周恩来看来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诚如前文所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召开的，就是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政治路线上是一致的，而立三同志为代表的错误，只有局部策略上的失误，不存在路线问题。因此，他对王明、博古致中央的信中上纲为路线错误一是反感，再是觉得他们年轻，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纯属是个人情绪的宣泄。他稍许平静之后，对瞿秋白同志说道：

“不要把他们的来信看得过分严重。我看，是他们不想去中央苏区的一种借口。”

对此，瞿秋白有些惨然地笑了，随即又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看，问题可没有你说的这样简单。或许是我过分的敏感，我总感到这封信的背后一定还有文章。”

对此，周恩来依然是将信将疑地望着情绪低沉的瞿秋白。

接着，瞿秋白从周恩来的手中要过王明、博古的信，指着信的结束部分，说道：

“恩来，你看看这封信最后两段的语气，难道会是出自他们两个刚出茅庐的学生之手吗？”

周恩来再次接过这封来信，用心地研读这两段文字：

我们认为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任何争论和争辩是不必要的。并且用不着任何争论。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和中央目前的错误与国际决议对照之下已极端明白的放在面前，问题是在中央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差错，以避免争论，使妨碍党集中力量来解决当前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