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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据李一氓同志回忆，中央特委会为确保会议的安全，“开会以前，中央指定由我去做这个开会的房子的主人。那时赵一敏和李一超（女，又叫李坤泰）才从苏联回国不久……就让他们一个当我的弟弟，一个当我的妹妹。当然那时我还有妻子和两个小男孩，结合在一起，自然很像是一家人了”。“可惜的是，李一超，她是个四川女同志，是以产五粮液出名的宜宾人，就是后来在东北参加抗日联军牺牲了的鼎鼎大名的赵一曼。”“这个机关是顾顺章他们精心组织的，我不过以一个房主人的面目对外……我们无非是大人小孩在楼下打麻将、开留声机，掩护这个会议。”实事求是地说，会议是成功的。

周恩来就要离国赴莫斯科了。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他除去和中央主要负责人讨论向共产国际汇报的内容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如何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央组织机构问题。周恩来发言说：常委组织法存在“浪费、重复、迟缓”的现象，“如果将常委缩小权限，成立组织局，采取集体指导的工作方式，更适合于秘密工作的条件，可以避免这些毛病。政治局则应集中政治的指导”。在谈到军委的设置时说：“中国党是处在夺取政权的前夜，有红军、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军委一定要健全，军事部与军委合而为一，直属政治局。”在他的建议下，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组织局，由向忠发、关向应、任弼时、罗登贤组成；同时，成立九人军委，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为常委。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加入组织局。

也就是在这前后，党内又发生了王明被捕事件，其经过如下：

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王明以工人的身份，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由于会议防范措施不够严密，正当会议进行之中，一群巡捕突然闯进会场，将王明等二十多人全部逮捕，押入老闸捕房，后又被引渡到提篮桥监狱。王明被关在阴暗的牢房中，听着上海的夜空响着辞旧迎新的鞭炮声，真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为此，他又诗兴大发，低吟着“爆竹声知旧岁寒，狱中何处有春风”的诗句，为自己回国后的经历自鸣不平。

王明被捕时的身份是工人，在他的身上又没搜出可以证明是共产党的文件和材料，就常理而言，仅仅是所谓的嫌疑犯，花些钱，要不了多少时日就会被释放出狱。但是，他耐不住狱中的寂寞，时时都在想走出狱门的办法。这时，一个想借此捞一笔钱的看守告诉他：

“像你这样的人，只要想办法搞点儿钱来，买通关节就可以出去。”

王明一听喜从心起，他以试探的口气对这位看守说：

“钱不成问题，如果你们有人同我一道出去，我能找到出钱的人。”

这是王明一相情愿的想法，这个看守怎敢带着犯人出狱找保钱呢？双方几经协商，这个看守答应帮他送一封信。于是，王明提笔给自己的好友潘文郁写了一封求援信。

潘文郁，时任中央宣传部的干事，是王明在苏联留学时的好友。后被捕叛变，但未出卖同志，经组织审查，再度入党，并奉命做张学良学习唯物辩证法的老师，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三五年，又被戴笠等人查明他的政治身份，在蒋介石的威逼之下，他自愿让张学良处决。是为后话。

由于王明让看守送信，这就等于暴露了中央宣传部一个机关的住址鸭绿路。所以，当中央特委获知王明被捕并派人送信求援这件事后，很快报告了主管中央特委的周恩来，他感到问题严重，当即作出决定，中央宣传部这一机关立即搬家。对此，当事人邵珍回忆道：“由于咱们的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同时，周恩来又指示中央特委，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王明尽快出狱。

接着，中央特委分析了王明被捕的情况，由于他没有暴露政治身份，遂动用关系想办法打通关节，终于使王明于一九三○年二月十八日上午出狱。

王明出狱后，通过潘文郁等人获知，中央认为他让看守给党的机关送信是错误的。虽然这个看守只是图钱，没有发现这是党的秘密机关，也未造成什么大的损失，但这毕竟是属于泄密问题，其错误是严重的。王明深感问题严重了，遂在他出狱后的第三天，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亲笔信，报告了他被捕的原因以及在狱中的表现。自然，他也承认了让狱中的看守给中央秘密机关送信是错误的。

中央，尤其是主管组织的周恩来收到王明的信后，立即指示中央特委的有关人士查明事情的真相。同时，周恩来赞成中央的决定：在查清王明的问题之后，要作出严肃的组织处理。

经调查：王明向中央写的报告基本属实。

接着，中央给王明回了一封信，郑重指出他这次所犯的严重错误是：

一、泄漏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

二、让“看守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

三、“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四、说什么“‘中央解决我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

据此，中央作出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

这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

事后追论，王明在这次被捕事件中的确是犯了错误，中央批评教育乃至于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出乎中央大多数同志所料的是，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很快就利用批判立三冒险错误的机会，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此乃后话。

也就是在处理王明被捕事件的前后，周恩来从潘汉年、冯雪峰等同志处获悉：鲁迅先生完全赞成“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周恩来考虑到参加“左联”的党员作家多为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他决定亲自将没有介入这一文坛论争的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调出，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参加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

由此可见，周恩来做工作是何等的细心啊！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就在周恩来动身的前一天，他一直关心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终于成立了。

查中央政治局会议三月三日开会的记录：“冠生（周恩来的化名）病入院。决：准假两月。”事实上，他没有生病住院，而是在这一天动身去莫斯科了。

据史记载，“周恩来这次出国，护照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经过上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申请取得的。护照是真的，用的名字是假的，照片是他本人的，但故意照得又像又不像。”前来送行的陈赓同志最为担心的是周恩来的安全，因为在上海认识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为此，他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可能出现的不测问题。这时，周恩来转身取来一本护照，交到陈赓的手里，说道：

“这是你在黄埔的同事，近期就要去德国留学，让你辨认一下，还能不能认得出来。”

陈赓打开护照本，用心地看着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青年学生，遂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在黄埔没有这样一位同事啊！”

周恩来顺手拿过护照，有些得意地说道：

“好！能够骗过陈赓的眼睛，就一定能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混上轮船。”

“是你？”

周恩来笑了，笑得是那样的自信。

周恩来凭着这本护照，再加上刻意的化装，终于安全地登上了西去的外国客轮。他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远远离去的上海、祖国、同志和人民，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他的内心中似乎只有这样一句话：

“再见了！祝愿一切顺利；再见了，我会很快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