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新当选的中央负责人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周恩来和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奉命留在莫斯科,参加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和邓颖超商定,“为减小目标,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二人分别回国。待到他把邓颖超送上回国的火车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去了。在大会期间,他参加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资格审议委员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做出了贡献。
周恩来在留守莫斯科期间,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曾向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传达了六大报告;他作为新当选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分别和有关人士谈话,有计划地安排有关同志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另外,他还解决了中山大学早已存在的“江浙同乡会”问题。由于这件事情的主谋者是王明且和本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现摘抄《周恩来传》一书中有关的内容替代拙笔:
当时,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人从事宗派活动,捏造事实,说学校里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小组织。他们乘有些六大代表还没有回国的机会,举行了几次报告会,王明在会上作了反“江浙同乡会”斗争的报告。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个案件。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审查的结果,作出结论:这个“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推倒了这个假案。
十月初,莫斯科已经进入了深秋季节,周恩来在完成了此次苏联之行的全部工作后,又奉命回国领导中国的革命。但是,当他就要告别莫斯科的时候,他又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已经离开祖国整整五个月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何等的变化呢?”
在六大召开期间,以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为领导的中央留守处,较为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工作。据李维汉同志的回忆,他们在留守中央四个多月的时间内,主要做了这样六项工作:
一是开展反日活动,同时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乘机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勾结英美出卖山东、满洲权益给日本帝国主义。党利用日本出兵山东制造“五三”惨案、关东军趁奉系军队撤兵关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等事件,极大地提高了全国工农的反帝觉悟。
二是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加紧城市工人运动。留守中央的同志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反帝运动又重新活跃了工人斗争,使工人运动获得了一些发展。
三是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注意组织农民暴动。在留守中央的指导下,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农民暴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是派得力同志到敌军中工作,加紧士兵运动。最为成功的例子是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于七月二十二日,领导湖南陆军独立五师一团八百勇士在平江起义,不仅壮大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也极大地加强了湘赣边界乃至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
五是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诚如前文所述,中央于五月十八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从而使得党在各条战线上的组织得以整顿、加强,并把党的秘密工作纳入正轨,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六是传达和贯彻六大的指示电,很快把党的工作引向六大提出的方针、路线上来。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党中央的安全,还逐步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建立了最可靠的党中央的秘密机关。由于该秘密机关在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且拙作下文叙述的很多内容,又和这座秘密机关有着特殊的关联,故有必要简介如下:
说到这座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必须先要介绍“老板”熊瑾玎同志。
熊瑾玎,别号楚雄,一八八六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五美乡张家坊村一个贫寒的农家。他早年入私塾读书,后入徐特立在长沙办的梨江学校师范速成班学习。在这期间,他深为徐特立“不要薪水,认真授课,关心他人胜过自己的崇高品德深深感动,表示要终生以徐特立为教师,以他的高尚品德激励自己做人、做事”。“五四”前夕,他结识了毛泽东、李维汉、谢觉哉、何叔衡等人,并成为“新民学会”的积极分子。随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之后,他逃到武汉,找到了学生辈的工人领袖郭亮同志。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由郭亮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郭亮被捕牺牲,他由武汉逃到上海,找到时任中央常委的李维汉。当时,党中央根据他富有理财经验及善于交友等特点,分配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主要任务是筹集和管理经费,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和中央同志同各地联络通讯的地点。
熊瑾玎接受任务之后,遂以商人身份四处寻觅房屋,终于在四马路云南路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找到了一所二层楼房。它的门牌是四川路四四七号(今四川路一七一至一七三号处),位于天蟾舞台(今劳动剧场)后面,出进要经过一条不为人注意的小巷。房子的全部楼面有三大间,正好供中央政治局开会之用。去开会的同志也可以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座楼梯上去,不经过楼下的房子。楼下是二房东周来生开设的“生黎医院”,每天有许多人来求医问药,正好掩护地下党人的来往。由于熊瑾玎是以经商为名租下的房子,故在房内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对外公开经营湖南纱布,人称他为熊老板。由于中央政治局的负责同志常来“福兴商号”开会,生活上要有人照料;另外,这里还藏着许多密件,有时还要洗抄药水写的文件,熊瑾玎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同时,他作为商号的“老板”,也需要一位“老板娘”才不会被人生疑。他思之良久,在提请中央审批之后——时值六大召开期间,将在汉口互济会工作的朱端绶调来上海,协助他在“福兴商号”工作。
朱端绶也是长沙人,她于一九二四年考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翌年——十七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恰好这时,熊瑾玎接替徐特立出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因此,他和朱端绶有师生之谊。而今这位刚刚二十岁的学生朱端绶,却当上了四十二岁的先生熊瑾玎“老板”的“老板娘”。好在那时,有钱的老板找年轻的夫人是时尚,刚好起到掩护的作用。
据史记载:熊瑾玎和朱端绶对工作极为细心,防范十分周密,使“福兴商号”这座党中央的重要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始终未被敌人发现。要知道经常到这里来聚会议事的有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杨殷、任弼时、彭湃、邓小平等要人啊!万一不慎,出个闪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多年之后,李维汉同志还饱含着感情写下这段话:
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主任和其他个别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是年八月,邓颖超与多数中央负责同志回到了上海。这时的中央“有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总工会、团中央、中央妇委、秘书处、特别行动委员会等,工作人员二百多人。中共中央建立了直属党支部。从莫斯科归来的邓颖超服从组织决定,不再担任中央妇委书记,担任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也就是在邓颖超走马上任不久,她获悉“福兴商号”的“老板”熊瑾玎同志和“老板娘”朱端绶定于中秋节结婚。为此,她买了一束娇艳的玫瑰花赶往“福兴商号”(社会上流传周恩来出席婚礼之说出于杜撰,因这时的周恩来尚在苏联),她双手捧着这束娇艳的玫瑰花献给新郎官和新娘,真诚地祝福:
“今天晚上,我特地代表恩来和我祝福你们新婚之喜。熊老板,老板娘真漂亮啊,真像这束动人的玫瑰花。”
邓颖超前来贺喜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她作为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前来看看“福兴商号”这个地方是否安全可靠。趁着其他贺喜的同志尚未到来,她认真地查看了地形。最后,她高兴地说:
“熊老板,难为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熊老板笑了笑又说道,“愈是在繁华热闹的地方,安全愈有保证。敌人搜查的重点是棚户区。他们不会想到,梅兰芳、谭鑫培、杨小楼等名角常来演出,有钱的阔佬天天来看戏的天蟾舞台隔壁,会有共产党头头在开会办公。天蟾舞台是上海青帮头子的,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和租界巡捕房也都不敢来这一带随便搜查,无形中又给我们提供了安全保护。”
接着,邓颖超又告诉新娘朱端绶,中央成立了直属机关支部,你和“老板”编在一个党小组,直属机关支部领导,和我保持单线联系。最后,又关切地说道:
“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好政治局的会议,做好放风工作,也可帮‘老板’管理些中央机关的账目。”
接着,李维汉、邓小平等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陆续到齐了。“老板”和“老板娘”事前在四川马路川菜馆备办的一桌酒席也送到了。李维汉以领导和老乡亲的双重身份出面,为“老板”和“老板娘”主婚,并宣布婚礼开始。他望着满面笑容的新郎和新娘,笑着说道:
“下边,请新郎官讲话。”
今天晚上,对熊瑾玎这位“老板”说来,真是有着千言万语要说。他也许太激动的缘故,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出话来。待到参加婚礼的同志发出了惬意的笑声,且传来天蟾舞台的锣鼓声后,他才有点儿结巴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是我和端绶大喜的日子,请大家一边吃,一边听天蟾舞台不收钱的京戏;同时,请诸位一边赏月,一边祝福在他乡的兄弟姐妹们早日团圆!”
与会的同志,尤其是邓颖超,很自然地会从这句话中想起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同时也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恩来何时归来呢?”因此,熊老板这番讲话使得欢乐的气氛猝然静了下来。邓小平为了重新挑起热烈的场面,举起酒杯,大声说道:
“今晚真可谓是花好月圆,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我们的老板和老板娘白头偕老,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