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月,田希云也没闲着,他脑子里也在始终转个不停。
1990年的局势是任何人都没想到的。不管怎么说,沪深两彪人马起起伏伏总算闯出来了,两个证券交易所也都晃晃悠悠地立起来了,可是北京却一无所获。
有一次他跟杨柳青聊起这事儿,便打趣地说:“没想到我们最早发动革命,却被人家抢了先!但我们身处首都这个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也要干出点儿名堂才行啊!”
杨柳青生性好强,看见上海和深圳居然走到前面,也是心有不甘。“对嘛,咱们也得有所行动啊!否则你只好去城东修自行车,我也只好去秀水街卖衣服了!”
“什么话?”有一次林亦明回来听见,颇不乐意,“我跟希云从国外回来,从没想过真要去卖包子和修自行车。一门心思奔的,就是要在北京建交易所!”
田希云也是感慨万千。为了在北京成立交易所,他跟林亦明这拨精英干的事儿还少吗?他们出书、办讲座、调研证券市场、帮沪深同行出谋划策,还搞了几个国际研讨会……奔着这条金光大道走了很久,却得不到批准。再这样下去,联办的存在都很悬!
幸亏联办的能人多,总干事龙正良是人行的一个司长,他少年得志,豪情满怀,虽然性格有些散淡,不修边幅,却也有点儿真本领。这一天来联办,就提到“自动报价系统”,也即场外交易,说我们何不建立中国第一个“自动报价系统”?
原来根据国外的情况,证券交易分为两种:一种是场内交易,一种是场外交易,也叫柜台交易。各国对这两种交易都是分开来管理,进交易所的一般是大公司,场外交易是小公司。此外,股票在交易所,债券在柜台。美国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有1300家,上市证券有1000多种。但美国的自动报价系统却在华盛顿,上市的证券种类有3万多种,会员有6700家。其中有不少同时又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从交易量来讲,原来纽约证券交易所比自动报价系统大,但去年后者却超过了前者,而且发展前景看起来也更大……
“太好了!”杨柳青第一个赞成,“这样没有地区和时间的限制,就在我国实际上形成了沪深的场内交易和北京的场外交易,也便于一些边远地区和小公司进行交易。”
“这件事好是好,但我们联办出面不太合适吧?”田希云深思熟虑地对龙正良说,“这事本该由你们人行来办,现在由一家民间组织来搞,这行吗?”
“我想没问题。”龙正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你们决定了,要搞这个自动报价系统,其他的事儿,我去帮你们奔波解决。”
这一天汪国鹏和方克冰来联办视察工作,得知此事,也很兴奋。
方克冰率先表态:“好啊,联办应该干出一点名堂来。我和国强好不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九大公司都又出钱又出力,这水怎么能往低处流呢?”
“这件事意义非凡。”汪国鹏夹着一枝烟,却不抽,深思着说,“我们别总想着联办应该怎么样?而是应该考虑到,中国的证券市场怎样才能更完善?也多想想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这一代就是开拓者,应该有一点担当,负起这个社会责任来。”
众人仔细品味,都觉得这话看似不经意,却蕴藏着一股气魄、力量和**。
汪国鹏又说:“你们大胆搞吧,我支持。对联办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也是一次明确的超越。可能会有些阻碍,但你们都是精英,应该不受约束不被捆绑。”
他的话总是那么简洁又含意深长,而且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一切。
田希云便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我们是民间组织,人行可能不会批?”
“正确的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汪国鹏指了指旁边的杨柳青和周锐,“联办精英如云,但光靠你们单打独斗也不行。最好再找几个重量级单位,联合上报嘛!”
大家都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汪国鹏和方克冰走后,众人又商量了很久,决定把这个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定名为“STAQ”系统。然后起草了一份筹建该系统的建议书,想把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体改委和人行都拉进来,再发一个联合通知……
人民银行得知此事,很快就回复了,而且针针见血:
“报价系统作为服务性金融机构,在没有履行正式的申报手续之前,拟由这份联合通知来提出,让人民银行协助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是不合适的。证券交易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是几家公司出资聘请专业人员进行专题研究的非正式机构,国家主管部门也从没有委托联办筹建报价系统。经人民银行行务会议讨论,决定由人民银行筹建报价系统。如果有在该系统之外再建新系统的需要,联办可以进行研究与设计,但最好纳入人民银行的统一管理轨道……”
田希云立刻召集联办的精英们,对此进行紧急讨论。
“看来这事儿确有阻碍。”杨柳青说,“人行以为我们有分立倾向,所以坚决反对。”
“这是个经济理论问题。”田希云深思着,“人行难道应该统管一切?STAQ系统这样一个具体的市场设施,在行政上纳入人行管理是否合适?”
“还有利益问题。”周锐也说,“以前这些都是财政部统管,后来才改为人行。”
田希云瞟了他一眼,觉得这个年轻人还算有心地也有见识。在计划体制下,人行曾并入财政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七十年代人行才分离出来,变成了行政管理部门。之后四大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分离出来,再滋生出国债和股票,人行的地位又将如何?
“我们重点议一下,现在该怎么办吧?”他把主题又收回来。
杨柳青也是个不信邪的,口气很冲:“怎么办?到处找关系啊!通过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源源不断地往上面打报告啊!首长们大笔一挥,便大功告成!”
于是这份报告就通过各种关系上达,在各路首长之间转来转去。也有的首长画个圈,说没意见,知道了。也有首长说:我不清楚此事,请某某同志再阅,审查批准。回应则是:请某某委或某某司阅,再提意见,是否落实?结果盼告。还有一些首长批得较为详细,说是原则上同意,但需要严格管理,再吸收一些国外的经验……云云。
快到年底了,仍无好消息,联办的几个头儿联合署名,给人行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说我们并不在乎报价系统的归属单位究竟是谁,只求能为国家多干几件实事,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又说当时并不知道人行也在搞这个报价系统,否则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了。但既然形成了这个局面,我们愿意积极探讨这两套系统的合作或合并的各种可能性……
但人行没有回复,四部委的联合通知也无法发出,STAQ系统最终没有纳入人行管理。而人行报价系统却快要成立了,征集会员的通知也发出了……
田希云又跟联办的精英们商量了一番,决定不顾一切地自己挣出来。
同样是1990年年底,STAQ系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通典礼,也有不少部委领导出席。
这个STAQ系统位于北京崇文门,当日已联通北京、上海、广州、海口、武汉、沈阳六城市的17家证券公司。开通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有意买进云创公司50元面值的1989年国库券,很快成交。第一笔异地交易的过程也仅用时8分钟。当日交易总额为385万元。
虽然历经挫折、层层受阻,在1990年12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STAQ系统的建立为标志,中国终于形成了证券市场“两所一网”的辉煌格局。
联办大功告成,田希云和杨柳青都挺高兴,觉得自己又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做了贡献。周锐却有些神情黯然,因为舅父再三打电话催他过去,说最近身体不好,急需有人接班。周锐也很牵挂深圳那边,他跟康健一直联系不断。半年后,深交所正式开业,中央领导和省市领导都到场祝贺,明灯高挂。虽然典礼很隆重,但在业内,多承认深交所是1990年年底就成立的。
康健又为此放言说:“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