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处长很感激了,大顺出门时,夫妻俩一直将他送出老远。处长还特意说了句:“那罐头,我留下来让有关的同志都品评一下。下次再来时,再把研究的意见告诉你。”
大顺知道,事情有八九成了。下次再来,一定给他带个称心的保姆。当然,那不是“嫂家的侄女”。在厂里挑一个又干净又利索又老实的姑娘,讲明了这是厂里派给她的新“工种”,每月工资不变,由厂里照开,就得了。哈农民企业家可不是靠坑坑编骗混日子的,货色过得硬,办事儿讲信用,得让人家落个放心才是。
报社广告科的副科长大概是很喜欢那一二十筒罐头的,因而对大顺分外热情。
“啊,放心,放心,贵厂广告后天就见报,后天!”他本人就象一个圆罐头筒一般从藤椅上滚过来,将喷着热气的大嘴凑近大顺的耳朵,故作神秘地说,“这是照顾你了,按顺序,你得排到半个月以后哩!”
大顺痒痒地缩回了脖子。一个大胖男人,怎么长了一剧尖细的女人嗓?那个调调,活象在唱梆子戏。
副科长不是说空话的人,那广告已经设计好了,铁罐头夸张得象是汽油桶,玻璃罐头恰似腌菜的大缸,然后是几排活象跳着迪斯科舞一样的艺术字:味美可口,营养丰窝,中外畅销,誉满全球。
应该承认,广告科的负责人是很称职的,工作效率高,价钱也要得很可观。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索款一千二百元。大顺有气魄,他懂得,要想打开局面,就不能吝惜钱,这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投资。
公事完了,副科长并无送客的意思,反而泡上一杯茶送上,象个老朋友似的与大顺长谈起来。他一边听大顺讲农民们创业的艰难,一边用那尖细的女人嗓叹息着,显得极有人情味。
“唉,秦厂长,你的事迹很感人呐!你愿不愿意找个人给你写一写呀?我认识一位青年作家,就是我们报社的记者,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下。”
大顺哑了。那情形就象一个人突然被告诉说,只要他抖抖胳膊,就如扑动翅膀,可以飞上天一样。作家,被作家写成书!他敬仰那些会把世界上的万物变成铅字,又让万物在铅字中活起来的人,这些人简直象超人的得道者。他崇拜那些被人用铅字写下来的人,那些人无疑是英雄俊杰!
而自己,何德之有,何能之有,真能得到一位作家的垂顾吗?
副科长并不是在演戏,他径直领着秦大顺,往编辑部的大楼里走去了。
姜朗没有吃早饭,就赶到编辑部来上班了。他现在不饿,只是头仍旧有点儿晕,有点儿疼。昨天晚上他在广告科的副科长——他的老乡那里,喝的白酒太多,所以起来得迟了,那些五花八门的肉罐头也吃得太多,所以肚子发胀。他是负责报纸文艺版面的小说、散文编辑,在整个副刊部里,来稿量无疑是最大的,因而,工作量也无疑最大。然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只需略费心神,便能应付裕如。三国里的庞统当县官儿,确是大材小用了,百余日公事,半天便能处理完毕。姜朗也有庞统坐衙的本事,一个月的来稿,他一个上午就能处理完毕。那些稿子通常是分成四堆或者五堆,每堆三十至四十公分高,犹如沙袋筑起的掩体一样,垒护在他那张不算太小的写字台的前沿。他在写字台前一坐,伏下身来,便象进入了前沿阵地的士兵一样,消失在掩体后面。
其实,那些稿子几乎全都“看”过了,他不急着把它们丢进废稿的大竹筐里,只是为了显示如山似的工作重负而已。他将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方法,分期分批地使它们消失。留用或将要细看的稿子,全在他的抽屉里。这些稿子,便是他在那半天“坐衙”理事的时间里挑出来的,那种筛选过程极简捷,他象邮局分捡信件一样,飞速地在来稿的地址处浏览一下,发现是报纸或文艺刊物的编辑同仁的来稿,便如沙里淘出的金子一样,小心地放在一边。那些字迹歪扭文词不通的稿子,他只溜上一眼,便知道那决不可能成为“作品”,于是就毫不可惜地扔到一边。至于那些誊写工整的稿子,他只需看上十行,就能看出作者的“文采”如何,以决定它的去留了。
姜朗以此留出大量的时间来,是为了搞自己的“事业”。在他发表了一些被称作小说的东西之后,已经有人称他为作家了,他正在以过人的精力和毅力为在全国文坛上“打响”而拼搏。报纸的文艺副刊,对于他来说,犹如引人投资又能投资与人、彼此发达生财的贸易港。然而,世事有利者必有弊,坐守编辑部常有信息不灵、脱离生活之憾。昨晚与那位副科长聚首喝酒之时,偶然听说送罐头的农民企业家要来做广告,姜朗便主动提出要见他一见了。
可是,姜朗眼下心绪不佳,他正在为自己的一篇投寄了四个刊物都退回来的中篇小说而懊恼。伏在案上,他正在向与他有联系的第五个刊物的编辑写约稿信,请对方“近期给敝报惠赐佳作”,以便一旦对方的佳作寄到,就将自己的这篇东西寄过去。
副科长领着大顺进来,他虽然很热情地打着哈哈站起来,将右手里的笔放到左手里,颇有劲儿地把大顺的手握了一把,然而随即就坐回原处,将笔又调回右手里,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大顺他们搭仙着,一边写那封信。
这样坐了一会,副科长打了个哈欠,先走了。大顺被“作家”、“采访”这些字眼所激起的冲动,也渐渐平复了,他感到有些无趣,便也说要走。
“唔,再坐一会儿嘛。”姜朗很热情地挽留,然而却站起来,分明是一副送客的样子,“你留个地址,回头我去拜访你。”
姜朗不愿对方在办公室坐是真的,要去登门拜访也是真的。在编辑部当着领导和诸同事的面进行那种座谈采访,不仅影响干扰别人的工作,而且分明是将上班时干“私活”的情况展示于人,自取其咎。
大顺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庄家仁的住址及家里的电话号码。姜朗扫了一眼,禁不住读出了声“……龙潭路八号副一号!——”在他那宽大的眼镜片后面,有两个锐利的光点迅疾地闪过。姜朗知道在那里住的是些什么人。
“你,住在那里吗?”姜朗重新打量着秦大顺。
“俺,俺姨父……”大顺解释着。
“好,好,我一定拜访,一定去。”
于是再次道别,再次握手。大顺觉得,这回姜朗把自己的手握得更重更久了。
大顺有个小小的毛病:好吹。憨厚老实与吹牛本是拧着劲儿的,可它们在大顺的身上却颇协调地并存着。在乡下,一个成年累月吃不上肉的老实巴交的穷汉子在偶尔割了一刀肉之后,会端着碗满村子转,大谈那肉如何如何肥香,自己包了饺子、炸了丸子、煮了肉汤、蒸了扣碗、明天还要炒回锅肉哩!……那种不着边际的吹牛,无非是要别人分享一下自己的愉快,其性质,与姑娘采了桅子花要插在头上,别在衣襟上是一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庄老头关切地询问大顺这些天事情办的情况。大顺兴致勃勃地谈了那处长的接待,那副科长的许诺,然后眉飞色舞地夸耀说:“有个作家还要采访俺哩里俺见了他,嗬,眼镜片象凉粉块子那么厚,桌上那稿子堆得——”
大顺用短胖的胳膊向头顶使劲儿伸了一下,好象要用伸开的五指在半空中抓住什么。
庄婷觉得有些好笑,“采访你?作家采访你干什么?”
“写文章,登报纸啊!”大顺猜想那人如写了文章,是必登在报纸上的,就如自己要吃肉堆头必在自己厂里拿,不会到别处买一样。
“嘻嘻,你?上报纸!”庄婷用手掩住嘴,免得那口饭喷出来。
“怎,怎么不能上报纸?他,他自己讲的嘛,人家,人家是管报纸的~~”大顺觉得被人小觑了,很不高兴,忙掏出姜朗留给自己的通讯录来做证。
“小婷,农民怎么不能上报纸?报纸上不是常报道农村新人物么?大顺干得也不错嘛!”庄老头一本正经地教训女儿,替大顺说话,“当然,登不登报纸都不能骄傲或者丧气哦,应该越干越出色。”
小婷没听父亲的训导,却饶有兴味地看大顺的“作家签名”。“姜朗”——,唔,她想起来了,报纸上是常有署着这个名字的文章。省里召开过一个“自学成材”者大会,报纸上发表了几个典型人物的材料介绍,还配发了照片。他被称之为“由工人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看来,大顺并不是信口胡说的。
庄婷忽然莫名其妙地有些紧张了,犹如那将要被采访的对象是自己一样。个人生活上的不如意,使她精神变得苦闷、孤独。半是为了寻求解脱,半是为了寻求寄托,她将那现实世界上得不到的东西,去向那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世界里寻取了。波德莱尔的一句“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太阳沉没在自己浓厚的血液里”,会让她感伤地独坐空院凝望夕阳,唱出自己的《黄昏的和歌》,读了《红与黑》,她把自己想象成侯爵女儿玛特尔,为虚拟的来找自己幽会的于连而心跳惴惴,手汗津津,她时而觉得自己不幸如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时而又觉得自己象坚强自奋而从“玩偶之家”出走、寻求独立人格和价值的娜拉……
她觉得自己有许多情慷要吐出,却没有一个人能作为知音听她倾诉,于是她就借诸文字将它们记在了笔记本上。她写了许多诗,也写了许多不知该叫做散文还是叫做小说的东西。当然,从来没有投寄过,甚至不曾拿出来让别人看。只是闲暇时,自己悄悄读,自己感动自己罢了。
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仿佛为了证实大顺的话似的,那的确是姜朗打来的,询问秦大顺同志在不在家。大顺拿过话筒,用眼瞥着庄婷,故意操着一种仿佛是应允向自己借款的贫困户的口气说:“中呀,没问题,你来吧!”然而放下话筒后,他那肥短的脚上穿着的尖头皮鞋却连着挂歪了客厅里的两把竹靠椅。
庄婷也莫名其妙地慌忙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换上了一身整洁的西装,还对着镜子,下意识地将并不蓬乱的头发接连梳了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