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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屋都是托儿（第2页）

犹太习俗是阿施的灵感来源。一天，他回想起自己七岁时在波兰吃过的一顿逾越节[1]晚餐。作为传统，额外的一杯酒被放在桌子上，敬献给先知以利亚。“看着，”一位叔叔俯身对他说，“以利亚会喝上一口的。”年幼的阿施在享用晚餐的过程中，都热切地盯着杯子，希望目睹以利亚喝酒的样子。最终他说服自己相信这杯酒的**高度降下去了一点点。以利亚来过了！

现如今，阿施再以成年人的眼光回想当时的经历时，意识到了是暗示的力量使他看到了从未发生的事。因此他想到，群体压力会不会也有相似的能力，以改变成年人眼中看到的东西，或者至少改变他自称亲眼看到的东西？例如，如果一群人声称两条线长度相同，即使它们显然并不相同，那么他们一致的观点会不会足以令一名不知情的实验对象表示同意呢？所以，哪一个更有力：是他们自己的感觉，还是依从群体的压力？阿施决定弄清此事。

正如蜘蛛吸引猎物飞进自己编织的网一样，阿施在附近的哈弗福德学院的学生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并向志愿者承诺，如果他们参与了一个“视觉判断方面的心理学实验”，就会得到一小笔报酬。于是，受试者一个接一个掉进了他的陷阱。

实验的进展与引文场景中所描述得很像。一名哈弗福德的学生，在约定的时间来到现场，发现一批志愿者已经等在房间中了。他没有对此作任何感想，径直坐了下来。随后阿施走了进来，解释道志愿者的任务是比较线条的长度。这肯定听起来很容易，容易得近乎荒唐，但是很快，实验在哈弗福德的志愿者眼里开始变得超现实起来，所有其他受试者都开始给出错误答案—这本来不算太糟，但他们给出的都是一样的错误答案。心理学家罗杰·布朗在事后描述，这种安排如同“认识论的噩梦”，因为它给了受试者一个严酷的选择：是我疯了，还是其他所有人都疯了？

当然，困惑的哈弗福德学生不曾知晓，他其实是房间里唯一真正的受试者。其他围坐在桌边的年轻人都是“托儿”—与阿施串通好的斯沃斯莫尔的学生。阿施指导他们在十八轮实验中的十二轮给出错误的回答。如果哈弗福德的学生有一种妄想式的怀疑，感觉房间里所有人都在看他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确实都在看他。

阿施的研究助理亨利·格莱特曼偶尔协助开展这项实验，很多年后他讲述了这项测试是怎样令人深感痛苦的。当志愿者们开始重复明显错误的答案，整个过程就像在观看慢放的火车事故一样，让人很难不感觉尴尬难忍。“你会为他感到羞愧，”格莱特曼说，“我会有一种和看到演员念砸了台词一样的尴尬感。我想和他一起钻到地底下去。”

格莱特曼回忆起其中一些从众实验的受试者，在最终被告知真相之后，崩溃流泪—也许他们流下的是解脱的泪水，庆幸自己并没有疯掉。

阿施预想多数人会抗拒群体压力。但是结果却辜负了这样的期望。阿施测试了一百二十三个人。其中足足有70%的人至少在某些时间里屈从了群体压力，25%的人在超过50%的时间里表现出从众，另外的5%是核心从众者，他们总是与大多数人意见相同，不管其观点错得多么明显。

但即使是不从众的人—那些持续抗拒群体压力者，也常常表现得不自信。他们支支吾吾，在椅子中身体前倾，眯着眼睛看向卡片，一再道歉。“对不起，伙计们，”他们会说，“我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当被问及他们是否认为其他人错了时（在真相被揭开前），他们不愿意直接承认，相反，他们倾向于对抗性不那么强的字眼，说他们“看法不太一样”。

阿施开展了数个变体实验。他发现，存在一个支持的伙伴—另外一个愿意反对群体的人—极大地增加了受试者不从众的可能性。同时，从众效应只有在个体面对三人或三人以上的群体时才真正奏效。但总体来说，实验结果令阿施感到不安。他沮丧地指出：“我们发现从众的倾向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此强大，以至于相当聪慧和善意的年轻人情愿把白的说成黑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它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指导我们行为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

欺骗的黄金年代

1955年11月，阿施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的研究。这很快引发了全新的担忧，尤其是在教育者中间，他们担心美国在向从众的方向发展。布朗大学的校长巴纳比·基尼数周后在一次教堂礼拜中告诉他的学生，他想在他们中间少看到一些从众的现象。巴纳比·基尼开玩笑地建议，他们应该通过做一些极为不同的事，来表现他们的个性，比如打扫宿舍房间。在哈佛大学，神学家保罗·蒂利克成功地在《圣经》中找到了一句关于从众的箴言，他拿来与会众做了分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第12章第2节）

但被阿施的研究影响得最深刻的还是心理学家。到了1955年，已经有许多研究使用了欺骗性的手段，但是从来没有人如此大规模地运用欺骗。从来没有人像阿施这样，在整个房间装满演员。他的同行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迅速地着手设计自己独创性的欺骗手法。其结果是，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了在心理学研究中运用欺骗的黄金时代。欺骗变得迷人且赫赫有名。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不是心理学“圈内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心理学期刊中发表的半数以上的文章都报告了对欺骗的使用，这个数字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才不过20%。当然，一项关于从众的研究引发了这一不诚实的热潮，这其中也是稍有讽刺意味的。

受阿施实验的直接启发，许多研究，包括一些本身就十分著名的研究得以开展。例如，曾经作为阿施的助教工作过的麦考密克·米尔格拉姆，为了撰写博士论文，开展了一个经过修改的从众研究，想知道如果有比线条长度更利害攸关的东西加入实验会怎样。如果有人被迫做道德上令人难以接受的事，诸如向无辜的受害者放出致命的电击这种事会怎样？他或她仍然会愿意依从吗？

为了探索这一问题，米尔格拉姆像之前的阿施一样，通过在一份报纸中刊登广告的方式召集了志愿者，并向志愿者承诺了一小笔报酬，作为参与听起来无伤大雅的一项“记忆与学习研究”的回报。但从这里开始他的研究就与阿施的研究不一样了，他抛弃了由同谋者组成的圆桌小组，用一名权威的研究者取而代之—实际上是一名身穿白色实验室工作服的演员而已—他指导受试者对一名受害者放出越来越强的电击。研究者装出研究电击的威胁是否会协助记忆的样子。

电击是假的，但是志愿者对此并不知情，他们会听到受害者痛苦的叫喊声。每次志愿者表现出犹豫，伪研究者就会神秘地声称：“实验要求你继续下去。”令米尔格拉姆惊讶的是，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没有任何质疑地接受了这一命令，继续按动按钮电击受害者，即使受害者看起来已经死了也仍在继续。米尔格拉姆的“依从研究”大概是20世纪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想知道自我保护的本能能否压过从众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依从群体行为的做法会置自身于险境，人们还会不会从众？

达利和拉塔内的志愿者们以为他们会参与到一场对城市生活问题的讨论中，但是研究者告诉他们首先需要填写一些表格，随后引导他们进入一个房间，在那里还有几个人已经就座，忙着写问卷。志愿者也开始填表，但是在几分钟后，烟雾开始通过墙上的一个小通风口进入房间。四分钟之后，烟已经多到令视线不清，影响呼吸的程度了。

研究者们建造了一个系统，将烟雾送进房间，但是志愿者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只知道，烟雾是起火的迹象。无一例外地，志愿者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环顾四周，查看其他人的反应。但由于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是研究者的秘密同谋，所以他们毫无反应，只是抬头看了看烟雾，耸耸肩。如果紧张的志愿者向他们提问，他们会说“我不知道”，然后继续填问卷。采取行动报告火情完全要靠志愿者自身做决定。达利和拉塔内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十名受试者中只有一名……报告了烟雾。其他九名受试者就在等待室中，待了整整六分钟，整个过程中烟持续不断地充满房间。他们顽固地填着问卷，挥手将烟雾从他们眼前赶走。他们咳嗽，揉眼睛，打开窗户—但是没有报告烟雾。

从众效应轻易地胜过了自我保护。

阿施的研究还影响到了许多更为奇怪的研究。麦考米克公司是一家香料、香草和其他调味料的生产商，其研究人员数年来一直使用偏好讨论组来测试其产品的可口性。但是在读过从众实验之后，他们意识到可能一两个口味独特的人，就会影响整个小组的观点。于是他们决定弄清真相。在一个五人组成的蛋黄酱偏好讨论组中，他们暗中安排了几个“蛋黄酱托儿”，他们受训表达对诸如“肉味”“柠檬味”或“苦芥末味”的偏好。令食品研究人员沮丧的是，他们发现“由讨论组单个成员发表的极为强烈的观点”确实会改变其他小组成员的意见。人们迅速采取了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通过任何心理学研究，包括阿施的研究，了解到的从众效应。相反，他们是通过一个热门的电视节目《偷拍》得知的这一效应的影响。节目的制作人艾伦·丰特曾经受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训练。作为康奈尔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他曾经在心理系做过研究助理。节目中常常提到他的这段背景。

1962年有一段名为“面朝后”的节目片段，开场展示了一个秃顶的男人身穿一件黑色军大衣，站在一个电梯间里的画面。丰特的画外音说明他是这次的“偷拍明星”，不知情的被摄者。其他乘客：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进入了电梯，他们都是《偷拍》的演员。但是他们没有像习惯的那样面朝电梯门，而是面朝着背后的墙面。身穿军大衣的男人朝四周看了看，感到很困惑。丰特的画外音提供了心理学方面的描述：“你会看到这个身穿军大衣的男人如何尝试保持自己的个性。”男人蹭了蹭鼻子，看了看手表，来回瞥向其他的乘客。随后，缓缓地，无法抵抗群体静默的压力，他转身朝向了后墙。

接下来是在其他被摄者身上重复这一圈套的场景。一名商务人士，脸上带着困惑的神情，几乎立即转向了后墙。接着，丰特的演员成功地使一名吃惊的年轻人整个转了一圈。“现在我们来看看能否利用群体压力做点好事。”画外音说。所有演员都摘下了帽子。年轻人也迅速地照做了。

这段节目片段被认为是这个节目长久以来最经典的一段内容。而且，当然，它对群体压力的力量让人几乎无法抵抗的描绘，正是直接从阿施那里得来的灵感。

阿施的从众实验的其他版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被重复了数百次，在包括肯尼亚、斐济、津巴布韦、科威特、新几内亚，还有因纽特人所在的巴芬岛以内的，几乎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做过。研究者在不同文化间，发现了一些差异。例如，英国人似乎不是那么习惯于从众，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人也不太从众。但是总的来说，从众效应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显得十分强劲。然而，一项针对跨越五十年的一百三十三项研究的系统分析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证据，显示这种效应好像随着时间弱化了。如今的人们似乎更愿意违抗群体的权威。这是件好事，还是人类社会开始滑入无政府状态的先兆，还需拭目以待。